大萧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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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萧条时代投资理财策略:成就财富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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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癫狂:非同寻常的大众幻想与全民疯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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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狄更斯在他的《双城记》里这样描述他眼中的那个年代。我想这句话也同样适用于《大萧条》所展示的19世纪20年代的美国。



《大萧条》作为“美国生活史丛书”的最后一卷,由于作者韦克特教授亲历过他所描写的那个时期,所以,他得以能够从一个旁观者和记录者的角度,以白描的方式,冷静、客观地向人们展现那个时代所发生的事情。为读者临摹了一个充斥着种种矛盾的时代,为我们展现了那个时代特有的凝重与悲怆,忧伤和希望。不论是真实的事例,还是精确的数据,都可以让我们感受到作者韦克特的谨慎与务实。



它除了揭示经济萧条的影响之外,还涉及了美国生活的方方面面,将更多的目光投向了百姓生活。富翁与贫民,经理人与失业者,老人与小孩,日常生活与社会文化,甚至还有城乡的变革。可以说,这本书是了解那个时代真实生活的一部小百科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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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里行间,韦克特以长镜头的方式向人们展示了大萧条带给美国的影响:经济萧条与衰退;政府竭尽所能力挽狂澜;社会文化经历新的洗礼;人们的生活从富足到贫穷的跌落;四处游荡的失业者;在垃圾堆中争抢食物的妇女;为了温饱而打工的童工……一幕幕让人无奈又心酸。这也正是本书和以往描述美国历史的书籍有所不同的地方,作者并没有对笔下的这段历史妄加评断,而是给读者留下更多的思考空间。这正如一位评论家所说的那样——这本书的独到之处就在于:它更着重于描写,而不是反思和阐释;它常常讲述发生了什么,而不是讨论为什么会发生;它逐步揭示显而易见的、而不是晦暗不明的后果。而正是这种不经作者反刍和爬梳的忠实记录,使得这本书具有了更高的历史价值。



书的前部分着重于描述政府在大萧条情况下的努力,关于新政及其立法的笔墨颇多,充分了展现了世事艰难时,政府带给人们的庇护和信心,尤其是罗斯福的炉边谈话更是深入人心。



“唯一让人恐惧的就是恐惧本身”,70多年前,罗斯福的话语在今日听来仍是睿智而催人深省。尤其是在金融海啸肆虐的今天,如何从历史中寻找答案,把握时代,也是我们读者应该思考的一个问题。



这之后的几章则关注年轻人和老年人,关注新有闲阶级,关注文学和艺术,以及科学和消费,最后一章讨论外交事务对美国现场的影响。



韦克特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和一个声名显赫的作家,这本书再一次证明了他运用机智语言精准概括宏大主题的天份。很多文字都被他赋予很强的逻辑性和洞见力,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人们常说:历史常常有着惊人相似的一幕。相同的事情往往会在岁月的淘洗中不断轮回。对于这段刚刚逝去的历史,今天的人们或许仍旧能够从现实中找到它的影子或者照见不远的将来。



而这,也正是这些文字得以传承的意义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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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10月中旬,在每个普通的美国中产阶级面前所呈现的,似乎是一片繁荣到极致的景象。去年,新当选的赫伯特·胡佛总统曾经信誓旦旦地宣称:彻底征服贫困已不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虽然我们还未实现目标,但在上帝的帮助下,倘若我们继续过去8年来的政策,勇往直前,终有一日我们会把贫穷从美国彻底驱除”。这是一个庄严神圣的经济誓言,被后来的通俗历史学家称之为“美国梦”的理想愿景。与此同时,欧文·费希尔①和那些自鸣得意的经济学家也都宣扬:呈现在人们面前的将是一片永久的繁荣景象。



这看似是南北战争后工业大发展的最终胜利果实,比古老的赞美诗中的“乐土”更让人神往。南北战争极大地刺激了生产力的发展,新技术层出不穷。在1929年10月的第三周,亨利·福特甚至还筹办了“白炽灯发明50周年庆典”,以纪念爱迪生的伟大发明,总统和社会各界名流应邀出席。摩托车、浴缸、电冰箱、收音机也在这一时期应运而生。时尚和广告的效应,刺激人们追逐着最新潮的东西,梦想拥有更多的奢侈品。消费市场的异常繁荣,并不意味着所有美国人都热衷奢侈品,而是凸显了不均衡的购买力。



富裕的中产阶级与国家的政策和制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美国,郊区社团占主导”,一位观察员在1929年夏天曾这样写道。共济会、商人午餐俱乐部、退伍军人协会以及爱管闲事的反沙龙联盟等团体,其团结和友谊面临着越来越多的压力。他担心,这会“滋生类似日后法西斯的组织,如果那时有法西斯的话”。但不管怎样,人们的目的空前地一致,那就是对成功的膜拜。勤劳致富和勤俭节约的美德逐渐被迅速致富的理念所取代。科顿·马瑟、本杰明·富兰克林、彼得·帕利和霍勒斯·格里利可能; 会更理解这个时代的精髓。



1929年1月,沃尔特·P.克莱斯勒入选当时最有活力的《时代》杂志评选的“年度人物”。在过去一年中,他推出了普利茅斯和迪索托牌汽车,以1.6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了道奇兄弟公司,着手建设了一幢68层的巨人——世界上最高的摩天大厦。1929年,小威廉·里格利荣登《时代》10月14日的封面。此后,哈里·R.古根海姆、伊瓦·克鲁格、塞缪尔·英萨尔和托马斯·W.拉蒙特陆续成为《时代》的封面人物。在华尔街崩盘前的最后一期《时代》中刊载了《财富》的创刊宣言。长达3页的宣言中,宣扬了美国人的伟大功绩——商业。同期刊登了让人眼花缭乱的广告,包括巴布森的《报告》(“如何连续而高效地工作?”)、汉密尔顿牌手表(“你能告诉一个男人他成功的时刻吗?”)、罗伯特·I.沃肖的新书《华尔街的故事》,还有S·W.施特劳斯公司(他把他微薄的收入投入到稳妥可靠的优质证券中)这些英雄般的年度人物和诱人的广告语,以飞一般的速度蔓延,连续不断地刺激着读者脆弱的神经。



从派克大街上价值高达45,000美元的公寓大楼、克雷恩牌路易十六酒店金质器皿装饰的豪华浴室,到为限期完成制消费而降至2.50美元的口红和50美分的剃须刀,广告标榜的都是高档品,而非廉价货。在这种为了持久繁荣的经济博弈中,不落后的捷径只有一个——更具投机性的股票。因此,虽然大多数美国人在1918年才开始购买“自由公债”,但他们很快便迷恋于此。1920年,美国有29,609个股票经纪人,10年间这个数字攀升到70,950人。更普遍的事实是,报纸的头版头条不再引人注意,金融专栏成为了关注的新焦点,人们手忙脚乱地搜寻各种业内的消息。类似“老顾问”的节目成了电台里的热档节目,塞缪尔·英萨尔像四平八稳的教父一样讲述着他作为经纪人的经验与智慧。



公众对经济周期神话的关注与日俱增,左右它的是生产过剩,还是生产不足,是银行运作的问题,还是创新的方法,是希望或恐慌,还是太阳黑子,这些都不得而知。乐天派认为,旧的经济规律已经失灵,虽然艰难的日子即将来临,但只要每个人都充满信心,那么这些阴霾终将过去,天空终究会回归晴朗。要知道,衰退只是例外,繁荣无可争辩。经济周期的规律不为人所左右,无论是有闲阶级,还是想邀功的共和党人。



1929年夏天,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约翰观·J.拉斯科布放言:“假使一个人每周拿15美元用来购买优质普通股,那么,按每月400美元的投资收益来计算,20年后他将至少坐拥80,000美元,这种收益会让他富起来。我坚信,任何人都能富起来,而且也应该富起来。”



大多数股票以这种形式买入,即投资者只需付1/4的现金,余下部分由经纪人向银行借款支付。1929年2月,这种经纪人借款的信用结构摇摇欲坠。联邦储备委员会成员银行被勒令禁止为这种目的的投机贷款,但以查尔斯·E.米切尔为首的私人银行家却向这些投机商大开便利之门,借出的数百万美元严重刺激了人们的信心,导致了一系列的无序状态,消费需求、生产效率以及股票的收益都陷入混乱。一方面,富人越来越有钱;另一方面,数以百万计的收入微薄的人却倾其所有,抵押未来去换取收益。据估计,20世纪20年代的市场交易,百分之九十无异于风险赌博,而非所说的长期投资。



不知不觉间,经济调控领域发生了重大变化,金融资本主义取代了早期的产业资本主义。新秩序逐渐建立,剥削投资者、账目欺诈成为其让人厌恶的典型特征。源自19世纪晚期的控股公司日益兴旺起来。它形式多样,既有少数股东控股的跨区域连锁帝国,也有类似统占公用事业领域30亿美元领地的塞缪尔·英萨尔那样的利益集团。与它的规模相比,控股公司拥有的权力简直不值一提,“一只96英寸的大狗摇着一根4英寸(1英寸=2.54厘米)的小尾巴”,富兰克林·D.罗斯福曾形象地描述这种悬殊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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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多这样的控股公司层层叠加,就像一座巴别塔,塔尖虽伸向天空,可下面却岌岌可危。公司常以控股公司形式掩盖其真实的财务状况,以逃避监管部门,混淆大众视线。1930年1月,一家名为“合众国银行”的纽约州立银行就曾做过类似的事,在其破产导致50万客户的财富一夕化为乌有的前一年,为隐瞒日益严重的亏空,它投资100美元,成立了一家虚拟公司,购买它投资的另一家虚拟公司的股票,以制造繁荣假象,欺骗民众。后来,人们才从闹剧中逐渐意识到外表光鲜的银行早已成了债台高筑的空壳。



20世纪20年代后期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信托投资公司”,是华尔街病症的又一表现。其职能就是用借来的钱去投资,并发给股东和受益人一定的收益,这种投资局限于一份受限制的有价证券清单。这样的信托投资公司是“刚性”的,另外一些是“软性”的。投资证券的形式非常灵活,比赌博公司好不到哪儿去。客户把“赌金”交给“赌台管理员”——信托投资公司。据说,美国约有450万人就这样把他们的全部或部分积蓄交给了信托投资公司,最后只剩下不足2/3的本金,损失的总金额高达30亿美元之多。



1929年大萧条的罪魁祸首是信用的过度膨胀。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开始了瞻前不顾后的迅速融资过程,融资的加速也给美国增添了一个沉重的债务包袱——330亿美元的公债和1,000亿美元的公司及个人债务。而国家的经济境况只有不断扩大市场和繁荣经济,才能得以成功维系。购买力的稍稍下降和价格的细微回落,都会引起经济的大震荡。尽管经济学家把庞大的信用运作称为一股新的力量——类似于物理学中的原动力,但是并没有人完全理解它。在1929年,大部分美国人对其知之甚少,他们不懂得持续不断地把信用从富国注入到穷国可以促进国际金融的增长,甚至对那年9月3日高峰时记录的80亿美元的信用也毫无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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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期付款之类的信用膨胀似乎更为普通人所熟知,购买汽车、衣服、洗衣机、电冰箱、家具、珠宝的分期付款方式在摧毁“销售阻力”——普通民众的购买力不足——中得到再一次的扩张。生产者急于出售自己的产品,消费者无力购买,相对于降低产品价格,或是指望民众购买力提升,这种分期付款的方式更容易为生产者所接受。到了1929年,这种方式已经得到了很大的普及。然而在大萧条的透视镜下,这一方式所存在的种种弊病暴露无遗,包括夸大的价格、过高的还款利息等等。某些州的法律甚至以这种方式为名,扣押一个人的所有工资,直到他还完所有欠款。



同时,越来越多的重要企业集中在少数人手中,集中化的产业发展,使每一座中心城市都成了地区网络的中心。这样的网络模式,集制造、销售、和分配为一体,高度整合了大陆经济,但也造成了发展的不均衡,边境、农场、乡村以及中心城镇,最终都被城市的迅速崛起所淹没。1870年,工人约占劳动人口的50%,20世纪20年代则占到了80%。城市工业从此开始发号施令,这是从未有过的事。工业结构和团体生活,以及工会和劳动立法下的组织机构,使工人群体一改以往的懒散放任,变得更有组织性、更具凝聚力。



然而这些大范围的变革并没有唤醒起普通民众的意识,1929年的他们更信奉个人主义与私营企业的自由发展。在国家的经济机器以繁荣为燃料正常运转时,理论与现实的冲突,如同劳资矛盾一样,以不为人察觉的方式存在着。



实际上,20世纪20年代的繁荣并非始终如一,它有点类似发烧带来的面红耳赤,而非健康的红润。农业不光因1917~1918年间浮肿般的过度扩张而痛苦呻吟,还与煤矿和纺织品一起,住进了被称为“病态工业”的病房。当时很长一个时期,产业剧变带来的失业问题一直困挠着人们。早在1926年,失业者就有15万之多;到1929年,这个数字则骤增至180万以上。乐天派完全没有意识到,失业和贫困已经成了长期的不可忽视的社会问题,它既不能短时间化解,也无法靠个人慈善去力挽狂澜。当公共救济所需资金节节攀升时,为解决此问题而募集的个人基金所占份额逐渐减少。1911年,16座重要城市用在公共慈善事业的钱是150万美元,而在1928年,一年就花费了2,000万美元。



人们开始质疑银行业务的缺陷。在1929年大崩盘前的6年内,银行以每天破产2家的频率发生着,但却鲜为人知。生产能力和出口产品的比例严重失调,至少1/5的资源没有得到善用,这让国家损失了大约150亿美元的收入,相当于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1/4。



毫无疑问,美国经济的缺陷在于消费,而非生产。汽车和无线电的“滞后”、建筑业的不景气、航空带来的失望布满了1929年秋天的金融版面。由于美国的生产更多涉足奢侈品和耐用品的领域,一旦需求紧缩,这些产品就会闲置、积压,导致工厂倒闭,工人失业。1929年的大萧条空前严重而持久的原因就在于此。



1923~1928年间,美国投机收益指数从100增到了410,而工资指数仅从100增至112。这导致消费品的收益大大减少,远远低于投资渠道和短期拆借市场,购买新的生产设备的投入,更比不上流入富人腰包的金钱洪流。这是从未有过的状况,国民收入大部分用于投资,生产能力远超消费能力。到了1929年,美国人的购买力显现出严重失衡的状态,人们常用卡莱尔的短语“丰裕中的贫困”来解读这种现象,“国家潜在产品能力调查”委员会更是形象地把这段时期喻为“富人的敛财狂欢”。



当时,2/3的储蓄是由年收入超过10,000美元的家庭存下的,2/5的家庭年收入不足1,500美元,1/5的家庭年收入甚至低于1,000美元、入不敷出,那些收入在5,000美元以下的家庭,要花掉他们绝大部分收入才能勉强维持温饱。在没有解决温饱问题的家庭中,几乎不能指望他们有可观的储蓄。布鲁金斯研究所对经济光谱的两端所做的研究显示,在1929年,收入超过100,000美元的24,000个家庭,总收入是收入最低的600万个家庭收入总和的3倍。也就是说,最富家庭的平均收入相当于最穷家庭的630倍。



传统的经济学家们坚信,储蓄导致了设备的扩大,提高了效率,从而极大地降低了生产成本,导致了更低廉的价格,增强了大多数人的购买力。然而,这条因果链在1929年暴露出了它的薄弱环节——全国的产出并不能为公众的购买力所消化,一是工资涨幅较小,二是1922~1929年间零售价格实际上并没有下降,技术革新带来的收益并没有以低价格的形式为消费者所共享,而是摇身变成红利、储备金、高薪和奖金。虽然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10年中,新的设备、高水平的生产技术和“效率顾问”的服务使美国的生产总量提高了1/3,尤其在汽车行业领域,生产效率甚至提高了3倍,但是,托拉斯、联合、兼并等形式的垄断却使价格一直居高不下。



但是,在这片繁荣中,生产商只获得了丁点好处,普通消费者那里更是只有零星的碎屑。按广泛而长期的购买力去计算利润,而不是按天或季,这似乎是更明智的做法。后人多半会同意胡佛总统在赞扬技术专家后所发表的评论:



充分了解20世纪20年代的经济史后,我们会发现,这场终结新一轮繁荣的大崩溃,其主要原因是:消费者并没有享受到工业进步带来的好处。



更多的谴责而非称赞逐渐指向工程师,有人声称,是他们的聪明才智让机器取代了人。过去,管理层不大愿意更新设备,工人也对“机器铁人”心有恐惧。因此,在面临最早的大范围失业威胁时,机器常为人们所谴责。如今,技术的表现异常出色,它防止了浪费,提高了效率,人们期望这一魔法也会给社会带来同样的效果。在这样的希望下,国家复兴署、田纳西流域管理局、国家资源委员会相继成立,其他管制经济的理念也应运而生。在1929年,几乎没有人能预测这一计划的全局。也是在这一年,工资与价格、生产与消费、机器与人力之间关系剑拔弩张,打破了庞大工业文明的基本平衡。



1929年10月末,在焦躁不安的繁荣世界中,一场风暴突然降临,像启动阿尔卑斯山雪崩的轰隆炮声,暴涨至奇高的23支股票引发了纽约交易所的恐慌。10月24日,后来被人们称为“黑色星期四”的那天,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股市崩溃,陷入了歇斯底里的疯狂。经纪人鬼哭狼嚎,撕扯着自己的衣领,手脚并用试图跟上抛售指令。华尔街上人头攒动,眼睁睁地看着大银行家们乘坐豪华轿车来到摩根财团的门前。听闻集体自杀的谣言,人们聚集到街头,病态地期望脚手架上的人纵然跃下。



开始,这场灾难似乎已经被那些金融魔术师们阻止了,当民众为此而欢呼雀跃、刚刚松了一口气时,紧随而至的让人眩晕的踉跄又把市场拉进了新的深渊。10月9日,创下了挂牌待售的可怕记录,总共16,410,000股。月底时,150亿美元的市值化为乌有,年底这个损失估计会高达400亿美元。



最初的摇晃后,乐观主义势力重新抬头。像豪华油轮上的乘客不相信甲板已被割裂一样,他们对情况的严重性嗤之以鼻。在曼哈顿西装革履的市长的建议下,电影院只放兴高采烈的画面,《实事杂志》上刊载了大幅奢侈品广告,诱导着工薪阶层以赊账的方式消费。《星期六晚邮报》乐观地向人们保证“华尔街能卖股票,但缅街可以买商品”。在11月初,“价值750,000美元的珍珠项链”摆放在曼哈顿珠宝商的橱窗里,而舒伯特兄弟公司则跃跃欲试,计划筹建一家剧院酒店,总造价达约15,000,000美元。“前进美国!”“没有什么东西能让美国停下来!”之类的口号充斥着广播电台。电影《追逐彩虹》





(4)


(Chasing Rainbows)中的歌曲《幸福时光再次来临》广为传唱。3年后,作为“新政”的竞选歌曲,它再次流行起来。1930年初,大萧条乌云笼罩天空时,廉价收音机的制造商们迎来了意想不到的“繁荣”。



美式幽默充当了这场危机的溶解剂。有笑话说,每买高盛集团的一股就配发左轮手枪,甚至传言某饭店的服务员会询问每一位住宿者:“是来睡觉,还是跳楼?”不久后,当大规模失业的新闻占据报纸头条后,“大萧条是不是很可怕?”这类虚张声势的字眼便取代了原来的尖酸刻薄。破产的店主要么在店门上写着:“本店是个错误”,要么写着伤感的“破产和抛售”。1930年10月19日,国际狮子会俱乐部协会庆祝这一周被定为“商业信心周”,也许繁荣就在前面的拐角。



一些企业在大牛市的势头下苟延残喘。1931年,世界上最豪华的酒店——华尔道夫酒店在曼哈顿开张,高达120层的世界上最高的摩天大楼——帝国大厦也在这一年落成。然而,这些宏伟壮观的商业宫殿中,却有大部分楼层都处于闲置状态,如幽灵般矗立着。同年,纽约市最让人记忆深刻的建筑群——洛克菲勒中心的平面设计图也公布于世,两年后付诸兴建。里面有播音室、豪华影院和音乐厅、外贸辛迪加及其他商业公司。70层的美国无线电大厦是这片庞大的灰色调的建筑群中的最高点。



有些建筑评论家对此预言,这将是美国大都会时代最后的恐龙,并坚信,这些建筑群除了带来交通堵塞、过度拥挤和债台高筑之外,起不到什么促进作用。1931~1932年间,当繁荣的势头骤停时,全国用于新建筑的费用下降了3/5。1933年时,建筑师们所接到的业务量,不足1928年的1/7。



各种庆祝活动和安抚人心的声明都无济于事,官方的微笑慢慢凝固成某种近乎苦笑的东西。1931年,华尔街和华盛顿的一些更令人厌恶的保证被一个叫爱德华的人集结成书,起了个嘲弄的标题:《噢耶!》(Oh Yeah!)。第二年初,一本叫《自吹自擂》的新杂志上市,以揭穿20世纪20年代华而不实的营销手段为内容,不到6个月,它的发行量就飙升到了200万份。



柯立芝总统在繁荣时期曾说过,美国的商业确实是商业。现如今,奢侈品和娱乐活动,还有权力带来的慌乱感,瞬间被剥夺了。这场经济大衰退,动摇着人们前进的步伐,本想向上大跨一步,实际上却在黑暗中陷得更深。在一个视繁荣为惯例的国度,这一切如当头一棒,先是震惊,继而怀疑,接下来是无助,最后愤怒。然而对手是无形的,刀枪不入。无论嘲讽、愤怒、还是子弹,都无法伤它分毫。



但是,这个敌人的真实性却是毋庸置疑的,收入和就业可以证明它的存在。收入最早被置于聚光灯下,早在1930年春,4月27日被联邦基督教协进会定为“失业礼拜日”时,就已经显示了这次危机的范围之广、危害之深。收入的减少和失业,很快将国民经济带入不断下滑的轨道。白领纷纷被降薪,蓝领则在自己的工资袋中发现了解雇通知。冲击最先波及到城市,起初症状并不明显:只是延迟购买新车或新房,减少旅行和看戏的次数,裁缝和服装店老板的生意每况愈下,而清洁工、修理工和补鞋匠的业务则日益红火起来。



其实,几种更严酷的征兆早就出现,只不过范围很小。1930年2月底,在西雅图、洛杉矶和芝加哥都有小规模的失业者示威游行。同月,每天约有2,000人在鲍威利区排队领取救济。3月,密尔沃基政府设立施舍点。1930年夏,救济措施开始实施,提供了更新鲜、更便宜、更丰富的食物等等,阻止了问题进一步恶化。但是,年底的再次衰退使这段时期举步维艰,纽约市挪用100万美元用于直接救济,伦敦的劳埃德保险协会则宣布,他们将破天荒地向美国客户销售大量的暴动和内乱的保险。



城市之外,危机的先兆似乎没那么明显。即使情况继续恶化,更小的工业城镇都不愿意承认萧条的事实,在很多民众眼里,所谓萧条不过是曼哈顿赌徒的惨败,或是一种心境。尽管社会学家们眼中的中等城镇——印地安那州曼西市1/4的工人在1930年年底之前就已失业,但这个社区的有钱人直到1931年底仍然坚信,大萧条“不过是我们从报纸上读到的某种东西”。



正如公众所能看到的那样,流动资本和就业岗位齿啮相依,如果缺乏接合就会导致萧条。1929年的国民收入为810亿美元,1930年时不足680亿美元,1931年降到了530亿美元,1932年以410亿美元触底。与此同时,国家的财富估值从3,650亿美元降至2,390亿美元,预示着不动产、资本和商品的大幅贬值。3年间,85,000家企业破产,留下了高达45亿美元的沉重债务,5,000家银行停止支付,900万储蓄账户被注销,损失了260多亿美元的工资收入。



美国经济的债务结构变化不大,1932年的利息仅比1929年少3.5%。其他领域,通货紧缩持续?剧,长期债务严重超过了借款人的预期。以薪金支付的钱减少了40%,分红减少了56.6%,工资减少了60%。危机之初,在胡佛政府的强烈要求下,削减工资的工业企业比例很小,但是在1929年~1931年9月间,它们还是以减少工作时间的办法,将薪水减少了40%。



就整个国家而言,人均实际收入由1929年的681美元狂跌到1933年的495美元。报告称,1931年时年收入超过100万美元以上的有75人,但到了1932年仅有20人。虽然政府人士和金融高层反复声明,衰退已经触底,不会再继续了,但是接下来的3年,商业衰退仍是断断续续地发生着。



很多中小工业企业甚至拒绝口头支持政府的恳求——维持薪资水平。一些百货公司支付的薪水竟然低到每周5~10美元。在芝加哥工作的女孩子大部分时薪不足25美分,还有1/4的人时薪低于10美分。受剥削最残酷的当属新裁缝工、糖果店雇员以及罐头厂工人。纽约一流速记员的薪水由周薪35~45美元下降到了16美元。没有技能的工人最先遭遇重创,白领工人和技术工人紧随其后。教师和牧师的工资逐渐被削减,或变成白条,其他行业的收入也在锐减。医生们在1936年的收入要比1929年低18%~30%,律师的收入的降幅也在18%~38%之间。



如果说收入骤降和流动资本的减少是硬币的正面,那么它的反面就是失业。1930年4月开始的美国历史上第一次联邦失业人口普查显示,相较于4,500万的工作人群,有超过300万的人处于失业状态。到了1931年,事态越来越严重,调查显示已有600万人失业。到了年底,所有评估者都一致相信,失业人数已经突破千万大关,1932年又新增了四五百万失业人口。



由于季节的因素和变幻的时局,全国的形势不断变化。失业的人也积极自救,拖家带口的失业男子争夺着收入微薄的零工。储蓄的耗尽加之投资的损失,将那些本该颐养天年的老人卷入了疯狂的失业大潮中。





(5)


大萧条期间的标志和象征不断涌现。如果说《生活就是一碗樱桃》(Life Is Just a Bowl of Cherries)体现了那种令人愉悦的忧伤,那么1932年的《兄弟,你能省一毛钱吗?》(Brother ,Can You Spare a Dime?)则代表了受害者面对残酷的经济衰退所发出的呼吁。要说在大萧条期间最让人难以忘记的特征,苹果当之无愧。1930年秋,国际苹果托运人协会提出了一套处理苹果过剩的方案,建议将苹果以5美分的零售价格赊给失业者。11月初,约有6,000个苹果销售员走到了纽约大街上,这个方案很快在其他地方得到普及。但是面对这种微不足道的甜头,人们很快失去了好奇心。1931年,曼哈顿的某些大街上禁止零售苹果,到了1932年,据说有人患上了“苹果病”。



从萧瑟暗淡的国家蓝图放眼国际社会,似乎可以从那些苦难的兄弟国家那里得到些许安慰。开始,胡佛总统本人倾向于把责任归咎于本国之外的原因:第一次世界大战——“我们的人民毫无责任”的战争造成的资源浪费和破坏,人力损失,战争债务,通货膨胀和货币贬值,帝国主义的贪婪,因恐怖而扩大的军备开销等等,共同配制了大萧条的苦药。



虽说这一分析貌似能给人以安慰,让美国人民在国内外都扮演着无辜的角色,但不能否认,大萧条迅速在相互依存的经济世界里蔓延。首先垮掉的往往是农业国,工业强国稍好一些。但到了1929年春,衰退的征兆陆续在澳大利亚、巴西、阿根廷、加拿大和波兰显现,而在德国,萧条的程度更深。继美国的衰退后,英国、法国、捷克斯洛伐克、瑞士和斯堪的纳维亚也逐渐感受到了危机。1931年开始的第二波萧条比第一波程度更深,这些国家饱受重创,直到1933年春天才有所缓解。





(6)


我们可以发现,并非只有美国人被繁荣的假象所迷惑,各国都存在着危机,只不过形式和严重程度不同而已。不能简单地将共和党人认为是1929年的危机的罪魁祸首,也不能将1933年的民主党当作救世的英雄。



第一次世界大战使美国首次成为一个大债权国。同时,美国公民在国外的个人投资总额有了迅猛的增长,从1918年的30亿美元增长到1932年的140亿美元。作为一个迅速发展的生产大国,美国人天真地将对外贸易理解为出口,而把进口当作是可有可无的义务。曾经,外国倾销的噩梦让农民和实业家都惴惴不安,他们呼吁制订最高的保护性税率。最终,他们赢得了胜利,1930年6月通过的《斯姆特—霍利关税法案》,制订了平均40% 的关税税率。胡佛总统希望该法案主要限定在少数集中农产品上,但建议未被采纳。在国外,这个法案被理解为一场经济战的宣战书,25个国家陆续加入了报复性关税、配额和反美禁运的行列,导致美国的出口量骤减了一半。



不同地区、不同政见、不同行业的普通美国人对这些事情的看法不尽相同。南方人认为高关税是不公正的,但是,在工业为主的北方和以农业为主的中西部,关税“保护”却依旧散发着它的魅力。很多市民会附和这样的社论:“在美国,日子的差别,就是恰当的关税和不恰当的关税之间的差别。”不管随后发生的是进步还是衰退,社论的作者都坚持自己的观点,对“美国摆脱萧条与欧洲的境况有关”的“错误”说辞嗤之以鼻。



20世纪20年代,美国行业协会的数量有过一次引人注目的增长,而且影响颇为显著。在此组织下,互为竞争对手的生产商共享信息,遵守统一的信贷标准和成本公式等等,共同抵制不公平的市场行为。不可否认,它在一定的范围内都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但也并非毫无瑕疵,它们曾通过制订“公平”和“不公平”价格政策,试图控制价格,消灭个体经营者。最高法院的一系列裁决在一定程度上纵容了它们的发展,在早期的进步主义者眼里,这些裁决无异于为卡特尔打开了便利之门。



尽管根据联邦法律,国内的卡特尔是非法的,但在国际上,这些美国公司却可以通过集中经济力量让自己受益,它们经常通过限制生产来提高价格,增加利润。更为常见的是瓜分世界市场和交换专利。1914年,一盎司硫酸奎宁的价格是25美分,但在默克公司加入国际卡特尔之后,它的价格增到了75美分。1930年,当美国铝产量超过了10万公吨时,德国的铝产量仅有3万公吨。在美铝公司加入卡特尔3年后,美国的产量降至3.3万公吨,而德国的产量则增到了3.7万公吨。在大萧条中,它们无疑加剧了失业,使情况进一步恶化。20世纪30年代晚期,由于它对国家安全的威胁,引来了参议院调查委员会和司法部反垄断局对其投来特别的关注。大体而言,这种大企业的国际主义形式,与国家主义的所采取的形式一样,对事情毫无帮助。



在大多数美国人与世隔绝的状态背后,隐藏的依然是老问题——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遗留债务。这让他们深信,在与外国人打交道时,美国人总是上当受骗。于是,他们得出一个结论:只有孤立才是上策。还有一些人,他们认为催逼战争债务和赔款,无疑是对欧洲经济的扼杀,反过来也会损害债权人的利益。1931年,胡佛总统提倡政府间的战争债务延期赔偿。这受到了某些圈子的拍掌称赞,认为它可以促进国际间友谊,有利于经济复兴。另外一些人则认为,这只是政府耍的一个诡计,目的是为了帮助银行家和外国债券持有人。就这样,到了富兰克林·罗斯福上任时,几乎所有战争债务都在无限期拖欠着。手里拿着未偿付票据的美国对此怨声载道,这种不满点燃了人们的反战情绪,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20世纪30年代中期时盛行的反战风潮。





(7)


1929~1941年间长达12年的大萧条,始于美国国内的一次崩溃。导致这次崩溃的原因有很多,最根本的是对群体福祉和个人利益之间的关联视而不见。这场大萧条最终结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导致这场战争爆发的因素有很多,究其根本,那就是很多国家自以为是地认为自己国家的安全与其他国家的状况毫无干系,拒绝承认“一个世界”的理念。在大萧条期间,个人利益与国家福祉的关系反复被讨论,这是那个时代最有意义的活动。灾难让每个普通的美国人意识到:他们是一个民族,而非独立的个体,只有同心协力,才能把美国从泥潭中拯救出来。





(1)


这场持续时间最长、危害最严重的大萧条,对日常生活的冲击无处不在。比起要养家的男人,普通妇女的世界似乎仅限于洗衣做饭、缝缝补补、操持家务。只要她们依旧可以吃饭、穿衣、有遮风挡雨的地方,她们就可以一如平常地生活着。但是大萧条的冲击迫使她们不得不走出家门。1930年,1/5的女性——近1,100万人开始在外工作,与1890年相比,女性工作者的人数增长了6倍。



由于女性工作者的工资低,而且乖巧听话,雇主更喜欢雇佣。大萧条开始时,她们的境况要好一些。但是随着大萧条的持续,劳动力过剩,女性的优势逐渐消失了,更容易受到就业危机的直接伤害。一些女权主义运动甚至打出了“永远28岁”的口号,强烈要求雇主雇佣大龄女性,抗议男雇主对年轻貌美女性的偏爱。



艰难时期导致很多城市女性放弃了家务,开始投身工作。在乡村小镇,萧条的来袭迫使很多女性捡起几近失传的古老技艺,这使原本忙碌的家庭主妇负担更重了。她们开始制造肥皂、烘干水果,腌制泡菜、烤面包、制草药、染色和做衣服等等。



收入的锐减使得那些让人愉快的事物远离了贫困家庭,例如报纸、杂志、电影,还有咖啡、茶和糖之类的日用品。观察员把这称之为轻松的“居家生活运动”,缺乏想象力的农民称之为“苦闷生活”。家庭主妇常接些洗熨缝纫之类的活,或是烤蛋糕到市场去卖,或是为旅行者提供食宿来补家用。一些小商店、美发店、路边售货亭、驾车旅行营地等等也在那时兴起。



20世纪30年代初期,大萧条对小器具的冲击开始减缓,电烤箱、烤架、烘饼烤模、咖啡渗滤壶、洗衣机、电炉乃至家具和缝纫机等的销售有所回暖。新功效的电冰箱赢得了市场的青睐,如火如荼地销售着。炼乳、人造纤维和收音机依然是人们愿意购买的商品。汽油和汽车配件虽然仍占据市场份额,但新车的购买量却直线下降。曼哈顿的出租车司机只能无奈地、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收入从每天7美元下滑到不足3美元。



纽约市的一些数字更能说明这显而易见的情况:1930~1931年间电话缩减了约4万部,儿童餐厅提供的廉价午餐数量增长了4倍。因为战争紧张而在1917~1918年销量激增的香烟,在萧条时期同样发挥着它的安慰作用,其产量从1930年的1,230亿支,增到了1936年的1,580亿支。在中等城镇的女性餐馆,甚至也都摆放了烟灰缸。





(2)


大多数美国家庭都把汽车看作不可或缺的必备品,即便在1929~1933年间,汽车加油站的数量仍猛增了一倍,销售额仅仅下降了4%。在另一端,珠宝店显示了关税的巨额下降。木材和建筑材料的生意同样惨淡,家具店和糖果店损失了70%的主顾,餐饮业眼睁睁地看着它们的营业额减少63%。或许,这并不是永久性的萧条,好日子初见端倪,人们又开始“上饭店换换口味”。到了20世纪30年代末期,饭店增加的数量比家庭增加的数量还要快。



无论在什么地方,时尚对女子来说永远是头等大事。在萧条时期,男装比女装更容易受到波及。早在1930年,童装和女装的产量仅比1929年下降13%,但男装的产量却比1929年下降了25%,1931年时更是下降了32%。为了方便和省钱,越来越多的男性放弃了僵硬的衣领、帽子、袜带、背心。



而20世纪30年代,女性服装则出现了大规模以低质材料和粗糙做工仿制的时髦服装。平民家的女儿甚至自己缝制衣服,这是以往不曾出现过的情况。1930年9月的一份时尚报告里谈到,长裙子和女性化的趋势慢慢取代了爵士时代女孩中性化的棱角分明,并大胆预言“对举止端庄的崇尚将再度回归”。1931年欧仁妮皇后帽子和其他款式上的褶边、蝴蝶结,昭示了服装上的新发现。1929年,小成本的虚张声势在闪闪发亮的指甲上淋漓尽致地体现出来,2年内,这种时尚迅速从派克大街蔓延到推销女郎和打字员的手上。



虽然爵士时代极短的发型越来越少见,但短发还是风靡一时。大萧条的中后期,冠冕堂皇的旧式审美遭到齐肩短发的嘲弄,头发上的蝴蝶结和“小姑娘”装扮随处可见。人们越来越衷爱宽松的衣服,以至于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裙子地位再一次被抬高,几乎成了国民信心的一项指标。佛罗里达州和加利福尼亚州不失时机地把海滩睡衣、休闲裤和短裤介绍给其他地区,这引起了很多古板社区的严重抗议。街上的凉鞋、晚礼服的出现,引领了新一轮风潮,20世纪30年代后期出现了露趾鞋。





(3)


大萧条的阴霾依旧没有散去,人们不得不节衣缩食,节约一切开支,包括住房上的节省。位于纽波特、巴尔港、棕榈滩或圣巴巴拉的“村舍”逐渐被关闭或低价转让。中产阶级也不得不放弃海滨或度假胜地的出租房,搬到便宜的公寓。更多的人被迫与父母挤住在一起。据1934年1月对64座城市所做的调查显示,这种“特大家庭”数量占总家庭数量的2%到15%不等,南方的比例最高。



那些为了寻求更好的机会,打算赚钱赡养老人,或是为求学而离开家乡的青年,如今身无分文、蔫头耷脑地回来了,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罗伯特·弗罗斯特对家的定义:家是个“你不得不去的,唯有那里能接纳你的地方”。不论哪个地方,当孩子成年后依然无所事事,父子间的关系就会变得异常紧张。赚钱养家的父亲往往会重申他的权威,即使他的孩子也曾经独当一面。在城里,越来越多的一家人挤住在狭窄的公寓或出租房内,拥挤的环境让他们的脾气越来越糟,挫败感也愈发强烈。那些接受救济的人马不停蹄地寻找更便宜的住所,搬家的频率往往高于常人,只要有可能,他们就会牢牢跟紧那些熟悉的老邻居,以获得一种心灵上的慰藉。



失业的人和家人往往离群索居:衣衫褴褛的孩子常常闭门不见客,大人们则拒绝依然工作的朋友的邀请,因为他们没有三明治和咖啡去回请朋友。富人和穷人之间的联系和友谊就这样慢慢中断了。一些爱面子的家庭打肿脸充胖子,直到残酷的现实把它们的精神打垮。一些家庭盲目乐观,或者不愿降低原来的生活标准,最后同样走到崩溃的边缘。还有一些家庭凭借机智和勇气与大萧条抗争着,坦然地面对现实,充分享受生活中的每次“奢侈”消费。



未付的账单,各种医疗保健费用,孩子的教育经费和赡养老人的花销等等,像幽灵一样潜伏在家庭里,累积的烦恼常常让家人的关系紧张得冲突一触即发。之前任劳任怨的妻子开始抱怨失业的丈夫回家太晚,或者口出恶言,或是讥讽“谁都能找到工作,如果他想要工作的话”。失业的人更容易自卑,丧失信心和勇气。原来的生活节奏彻底被打乱,一家人常常漫不经心地听着广播,或者干坐着,直到深夜。如果手头稍有余钱,失意的人往往会去酗酒和赌博,但结果常常是更加自责和沮丧。



在农村家庭和欧洲大陆的移民家庭里,丈夫和父亲的严厉独裁俨然是一种传统。在这种家庭里,如果养家糊口的人丧失威信,或者放弃权威,结果是让人震惊的。早早出来养家的的孩子会树立新的威信,倘若妻子成为顶梁柱,那么她也会获得更多的控制权,丈夫只能做些家庭杂事。但在城市家庭里,这种男性独裁很少见。萧条时期,通常的情况是,妻子常常为失业的丈夫加油打气,父亲和孩子的关系也在失业的日子里变得更加亲密。



许多观察者试图在家族的团体力量中寻找一线希望。1932年5月,内政部长雷·莱曼·威尔伯在全国社会工作者大会上说,托管孩子已经结束了。“家庭回到了它原本的位置,没有什么能取代父母的悉心照顾,打理孩子的衣食住行。”对那些解雇了保姆的家庭来说,这句话千真万确,但对那些父母被迫出去打工、食不果腹的家庭来说,丝毫不现实。一些中等城镇的社论者鼓吹“虽然很多家庭失去了物质财富,但它们却找到了灵魂。”他们将这一切归功于坚定的勇气、健康的体魄,以及对安息日礼俗的严格遵守。种种论调并非清教徒福音的新教修订版,圣母大学的校长约翰·F.奥哈拉神父曾经提到:“大萧条的结果,让大部分美国民众重新回归了家庭,重新发现了友谊,重新发现了灵魂。”



这样的乐观主义占了主流,但压抑的气氛依旧弥漫。毋庸置疑,大萧条期间,丈夫和妻子有了更多在一起的时间,共享着廉价娱乐带来的趣味,譬如听广播、玩牌,而以男性为主的娱乐场所则门庭冷清。虽然多数夫妻都能患难与共,或因灾难而重归于好,但也有些夫妻被不确定的、琐碎的生活折磨得心生怨念。





(4)


困惑、犹豫、冷漠、自卑,成了长期失业者的典型特征。男人不再关心人们怎么看他,脏乱不堪、蓬头垢面,他也无所谓。失业就像一种萎靡病,社会工作者称之为“失业休克”,它驱使人们白天疯狂地找工作,夜晚在烦恼忧愁中睡去。对少数人来说,失业使他们明白了个人的重要性——自己是占据头版头条的国家危机的一部分。但更普遍的感受是:自尊丧失,茫然无措,对前任雇主的怨恨和对生活的不满。



这些无疑让养家糊口的人情绪更加低落,如此的恶性循环使他更难找到工作。1933年,对失业工程师所作的调查显示,3/4的人的自信心远远低于有工作的普通人。当失业的人重新工作时,往往行动迟缓,协调失衡,缺乏毅力。这一年,当40个长期失业的速记员被安排在政府机关工作时,在常规工作强度下,他们很快显现出了神经性疲劳症状,甚至有几人发展成歇斯底里,超过2/3的人需要两到三周的重新调整,才能不间断地记录。



同样的不安全感也笼罩着那些暂时保住饭碗的人,以及在闲晃和轮班工作中徘徊的人。他们不敢放弃稳定的工资微薄的工作、冒风险去找薪水更高的工作。这种压迫感消磨了人们的进取之心和工作的热情,也降低了人们对公司的忠诚度。很多人都认同“工作太卖力不值得,老板只是利用你。”曾经让几代人羡慕不已的成功传说,连同勤奋和节俭逐渐失去了往日的光辉。20世纪30年代中期,托马·斯杰斐逊大学的一名学生说:“我们意识到,诚实、正直和勤奋,再也不能让你攀上顶峰。”



并不是年轻人才有这样的担忧。那些眼睁睁看着银行接二连三地破产,辛苦积攒的钱被大萧条吞噬一空的老人们,也悲伤感叹:“存钱已经毫无意义”。在约有400个男人的失业大军中,超半数人认同这样的观点:成功更多地取决于“运气”或“门路”,而非能力。尽管在有工作的男人中,四分之三的人认可“粗犷的个人主义”这种传统,但是在商业领域,接受它的人却占不到一半。这次灾难让很多人怀疑节俭的古训。一些人认为,银行家和白手起家的实业家应该在很大程度上对发生的一切负责。还有些人以“你不能带走它“这句谚语对时局进行了哲学上的反思。这句谚语缘于一首流行歌曲,并在后来广受欢迎的乔治·S.考夫曼和莫斯·哈特①的喜剧中大放光彩。为什么要烦恼呢?那些有钱买书的人使埃德蒙·雅各布森的《你必须放松》(You Must Relax)一跃成为1934年最畅销的书。不久后,马乔里·希利斯的《享受独居生活》(Live Alone and Like It,1936)和《预算赞歌》(Orchids on Your Budget,1937)相继成为畅销书,在轻快的文风中,融合了她父亲(著名的国会鼓吹者)那个时代所倡导的那些单纯质朴的信条。



这场灾难像滚滚而来的洪水一样深不可测,它冲掉了古老的训戒,将质疑深深地带进了美国人的生活。书籍、杂志、民间谈话等处处挑战着思想的条条框框、传统的陈词滥调,以及父辈箴言。也许,归根结底,美式生活的承诺仅仅是一种宣传、专制或是资本主义的坊间传说。与年轻人动辄怀疑一切、反对传统相比,中、老年人更倾向于顽强地恪守古训,反对法律和体制上的某些改变,尤其是与其切身利益相关的改变,他们捍卫着关于苦干、节俭和个人奋斗这样的真理。但即使这样的群体,也遭受着贫穷的威胁。



20世纪30年代初,失业入侵美国的生活。它的严重性和渺无希望到了空前绝后的地步。银行倒闭、恐慌蔓延,自殖民者在这片土地上开拓文明之后,丰年衰年数次轮回,但这样的危机尚属首次,哀鸿遍野,失业的人在绝境中苟延残喘。



1932年,加利福尼亚州失业委员会档案中记录的故事充分展现了大萧条前后的差异。一位80多岁的老人,自1873年在纽约市参加工作以来,经历了太多的起起伏伏。“银行倒闭了,老板破产了,我没了工作,成了街头的一个流浪汉。那些年,人们纷纷涌向西部开挖新矿,全国到处都在修铁路。”于是,他成了一名护路工人,接着是煤矿工人,后来是杂货商贩,1890年,他成为了一个“还算富有”的商人。可是,1893年的金融危机将他拉回一穷二白的境地,他再次沦为流浪汉。直到1895年,他费力筹到资金,去加利福尼亚经营牧场,生活才再次富裕起来。而今,年近暮年,他又一无所有了,他内心深深感受到这是不同寻常的。“数年前,贺拉斯·格里利发表了一篇声明:年轻人,去西部吧,与国家共同成长!”他回忆道。如今,他就生活在西部,他会说:“年轻人,去西部吧,然后像挪威的旅鼠①一样把自己淹死在太平洋里。”





(5)


年轻人通常会为自己的困境寻找开脱的理由。要么把这看作是机器取代人的结果,心平气和地去接受,毕竟没必要去和机器较劲;要么怨天尤人,将一切归咎于自己或糟糕的运气,这会使他走向另一条失败之路;要么归咎于社会或体制上,这通常会让他变得更偏激,走上激进主义的道路。一项研究发现,男人会因失业而变得更加激进。尽管所有人都反对“外国激进分子”这样的字眼,但是近1/4的待业者都赞同“对这个国家而言,革命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而且宣称“一个人应该为国家战斗而感到荣幸和自豪!”



实质上,这样的激进主义朴素而天真。一面是生产过剩下堆积如山的商品,一面是无力购买的贫穷消费者,普通民众对此有着本能的愤恨。1932年,一个穷困潦倒的人告诉社会工作者,“思考是危险的,别烦我!”同年,一位记者走访了北卡罗来纳州的城镇和偏远山区,触目所及都是废墟。造成这一切的罪魁祸首是廉价棉花、工厂停产、银行倒闭,还有其他降临在华尔街上空的不幸。新政初期,一位密歇根州的农民写信给联邦紧急救济署的官员:



我认为,你不知道在这家机构成立之前,情况到底有多么糟糕……他们说,如果形势继续恶化,且没有丝毫好转的迹象,他们就会走上中央大街,砸碎橱窗,抢走他们需要的东西。他们首先会奔向那些大店,没有谁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亲人饿死。



针对某些人的丑行,1913年,巴尔的摩和俄亥俄铁路公司总裁丹尼尔·威拉德在沃顿商学院的一次讲演中,说“资本主义已经脱臼”,甚至大胆地补充道,“在我饿死前,我会去偷!”



1932年春天,全国各地都举行了反饥饿游行。在密歇根州的迪尔波恩市还爆发了一场失业骚乱,最后升级为流血事件。更广泛的民众运动应该是“补助金运动”了。起因是,1924年国会颁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退伍老兵的“补偿”凭证在1945年才能兑现。1931年初,退伍老兵事务负责人向胡佛总统报告,有272,000个人需要救济。国会在推翻总统的否决后,迅速提供了一笔贷款用于支付补偿金。不久后,“帕特曼提案”提议立即支付所有的欠款。



为了让这一提案得以顺利通过,约有12,000到15,000名退伍老兵,在1932年晚春,浩浩荡荡从四面八方涌向华盛顿。空房子、泥地上,到处是他们藏身的身影。政府声称,他们为少数共产主义分子和有犯罪前科的人所利用,而事实上,这是政府给这群“流浪者”扣上了“左翼分子”的帽子。同年6月16日,当“帕特曼提案”在参议院被否决后,无数退伍老兵站在国会大厦的台阶上,强忍悲伤,一起高唱着一首振奋人心的歌——《美国》。



7月初,当国会投票决定为游行者支付返乡路费时,约有5,000人离开了华盛顿。月末,总统命令陆军参谋长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疏散剩余游行者,游行者与警察发生了暴力冲突,导致两名退伍老兵身亡。催泪瓦斯和刺刀迅速驱散了剩下的人群,大部分撤回故乡,有的在返乡途中加入了其他的游行示威队伍。



不论日子多么黯淡,美国人依然坚信民主。当他们渴望改变时,总是寄希望于投票箱,而非肥皂盒(临时的表演台)。到处都弥漫着不满的情绪,西雅图失业公民联盟在1932年举行了抗议活动,底特律的城市信用也面临崩溃。不论情况怎样恶劣,人们都以坚韧不拔的意志面对着困境。



众多穷困潦倒的人睡在纽约的地铁站,而在中央公园,则出现了一个在废弃蓄水池上形成的聚居地,被称之为“胡佛谷”。人们住在此处,以捡过期面包和垃圾为食,常常无精打采地呆望着半数闲置的摩天大楼所形成的剪影。上百的流浪汉挤在垃圾焚烧点取暖,废弃的工厂、货运车厢、废木头和易拉罐所搭建的简陋屋里,都住满了人。拖家带口的无家可归者往往聚居在偏远的市郊,过着有上顿没下顿的日子。1932年夏,很多社区都把公共土地交给失业者,让他们改良为小农场成菜园,自行耕种,以满足温饱。





(6)


尽管政府一再承诺,不会饿死一个人。但在1933年,已知饿死的人就有29个,截至1934年,大约有110人死于饥饿。1928~1932年间,费城公共卫生中心接待的营养不良的病例增长了3/5,主要集中在6~16岁这个年龄段。公共保健护理全国组织报告称,纽约的一家健康中心,1928年接待的营养不良的患者占患者总数的18%,1931年时,这个比例增长到了60%,这是一个让人震惊的数字。



面包、马铃薯,加上点卷心菜,在当时已经是盛宴了。善良的餐厅老板偶尔会贡献些残羹冷炙,面包师会拿出些变质面包,还有水果蔬菜店老板免费赠送烂的水果、蔬菜,卡车司机对偶尔掉落的一箱桔子也会视而不见。情况更糟时,人们开始吃垃圾。1932年,一位调查芝加哥贫民窟的人描绘了这样一幅画面:“垃圾车旁围满了大约35个人,男人、女人还有瘦弱的小孩。垃圾车刚卸下垃圾,他们便用棍子,甚至用手,去抢那点零碎的食物和蔬菜。”



伴随大萧条而来的痛苦和烦恼,挑战着人们的承受能力。1930~1932年间,公立医院中因患精神病住院的人数,年增长率相当于1922~1930年间的3倍。虽然,这一增长的原因是因为家庭和私立医院无力照料。但在纽约州,1932~1933年间,精神病患者的数量有了一次让人难以置信的增长。



股票市场崩盘后,人们预料自杀的人数会明显增多,但事实证明并非如此。相比于1928年同期的223例自杀案,纽约市在1929年10月和11月的自杀案只有219例。全国的年自杀率虽然逐步增长,但在1932年突破最高记录17.4%后,1936年时下降到14.2%。自杀主要集中在经济天秤的两端,地位由高到低的落差导致的自杀者,往往多于因贫困而自杀的人。1931年公费安葬的数量是1929年的3倍多,比例高达1∶10,而农村,自制棺材的数量有了显著的增长。



这是大萧条时期美国的真实缩影。





(1)


大萧条时期,胡佛总统承担的责任比以往历任总统在类似困境中承担的责任都要多。无论是1837年的范布伦,1873年遭遇困境的格兰特,还是1893年的克利夫兰,都曾采取过缓冲危机的货币措施。1907年,国会在西奥多·罗斯福寄去的言辞激烈的咨文后,制订了一部临时法律,使紧急时期的货币流通更为灵活。1921年,哈丁召开了总统会议,旨在把失业问题交由地方慈善机构去处理。但到了1929年,前所未有的萧条面前需要新的决断。胡佛采取了几个措施试图让联邦政府干涉经济周期的运转,在环境和舆论的压力下,甚至采取了一些有悖于传统的方法。



表面上看,经济复苏是自然而然发生的。减少产量使剩余商品有了市场,新产品的单位成本因为资本投入的减少和廉价的原材料而大大降低,这一切大大刺激了就业和消费。工业蠢蠢欲动,试图再次扩张。像高出生率和移民促进消费的高增长一样,对外出口市场也刮起了复兴之风。而如今,不景气蔓延全球,美国的工业扩张之路似乎拐进了死角。国家就像患上了综合病症,与生俱来的抵抗力被之前的安逸岁月磨得消失殆尽。在漫长的大萧条中,国家是否能不治而愈?还是靠传统的药方——忍耐、苦干、货币政策和信心来治愈它?



胡佛总统对这些问题给予了否定的回答。这位被他的继任者称之为“马车时代”产物的总统,主张社会计划,憎恶浪费和低效率。他坚信,改良的自由主义、金本位思想、个人奋斗和追求利益,是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节俭和克己是经济安全的根本所在。在1928年的竞选演说中,他把自己的理念精简成“粗犷的个人主义”,这一短语在大萧条时期遭到了无数的抨击,甚至被戏讽为“贫困潦倒的个人主义”。面对诸多批评,胡佛在1934年回应道:



我不会因提出“粗犷的个人主义”这一术语而主张任何权利,但我为发明它而感到骄傲。半个多世纪以来,它被美国的领导者用来赞颂敬畏上帝的人,他们诚实、坚韧、敢于主张权利,这些品质让他们与众不同,勇于承担责任,造就了他们在群体中的领导能力。



这样的姿态,加上试图利用税收的力量平衡贫富差距、缩减联邦开支的家长式作风,都无法取信于民。很显然,在新的让人忧心忡忡的状况出现时,这位总统必定是小心谨慎,而不敢大刀阔斧地行动,即使本国的情况已经刻不容缓。



其实,早在大萧条来临之前,到处都有政府应该承担更多责任的呼声。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深切感受到了,在危机时期,联邦控制和企业有序发展的必要性。城市工业的发展与商业不知不觉中交织在一起,这使国家和个人生活变得密不可分。一些人把政府看作私营企业的经济平衡轮,另一些人认为在恐慌和危机时,政府应该是私营企业的动力源泉。而大多数人则把政府想成是他的盾牌去抵抗企业的剥削。不论政府扮演哪种角色,都足以在让人绝望的大萧条中,将联邦政府的力量传递给普通民众。



与他的同胞一样,胡佛总统没能对1929年危机的严重性和持续性作出正确的评估。在他看来,这次崩盘并不严重,可以凭借精英的通力合作来加以阻止。同年的11月和12月,他多次把工业界、金融界和劳工界代表召集到白宫,铁路公司、电话公司、钢铁公司纷纷承诺增加支出,大型企业也保证维持现有工资水平。但这样的许诺,大多是应付了事。接下来的3年,工商企业自我恢复能力和合作精神并没有多少起色,彻底打碎了胡佛的信心和希望。在此期间,他不停地给民众加油打气,让人们消除“莫名的恐惧”,恢复信心。他曾说过“我们现在所遇到的困难,90%是由恐惧引发的。”这句话与他的继任者的响亮的就职宣言如出一辙:唯一让我们恐惧的,就是恐惧本身。



1929年最后几个礼拜的忙碌后,胡佛知道该刹车了,他不情愿地放弃了原来的期望,让乐观主义的符咒停止运转,开展企业自救运动。几个月后,急躁的情绪开始在穷困潦倒的失业者和有钱人中浮现。人们迫切希望政府解决这一切,就像在繁荣时期希望政府干涉一样急切。1930年,政府开始了一些抵抗萧条的小范围的行动,包括援助旱灾受害者,给养农民的牲畜,开展了一些公共工程建设,拨款5亿美元被改善居民建筑,6,500万美元修建水坝——后来更名为“胡佛”水坝。这些公共工程计划持续了几年时间,极大地帮助了当地的失业人员。但是,在绝望情绪四处蔓延时,这些计划显得有些畏首畏尾,隔靴挠痒。人们大声疾呼,呼唤政府采取更多的行动来解决困境。



1931年6月开始的经济停滞,终于让胡佛意识到了危机的深度和广度,他狂热地把精力投在拯救危机上。虽然他工作刻苦,为人真诚,但却无法力挽狂澜,让人们重振信心。人们把灾难归咎于他,虽然这次灾难的祸根早在他上任前就已经被埋下了,假使当时当选的是其他人,那么这场灾?依旧不可避免。



但很不幸,胡佛此时不得不成了替罪羊。虽然他能力卓越,但他缺乏他的继任者身上的优势,包括政治幕僚,极强的个人魅力,翔实周密的计划,以及振臂一挥、英雄云集的领导力和号召力。在众人的口诛笔伐下,胡佛被塑造成少言寡语、对人民疾苦漠不关心的冷血动物。人们嘲弄地说,这位“伟大的工程师”的目的,就是在美国排水、挖渠、筑坝。人们对政治人物的嘲讽从他的职业生涯可见一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胡佛以节约顾问的身份走进美国人的视野,倡导高效率、节俭和“胡佛化”①。1916年和1919年,他负责为数百万欧洲难民提供食物,这份工作让他声名鹊起,被视为拥有魔力的英雄。大萧条到来时,人们翘首企盼,指望他在内忧外患的凄惨境况下再创奇迹。早期的经历让胡佛坚信,自愿合作和齐心协力是应对所有紧急状况的法宝。以往的经验,以及曼彻斯特人特有的自由主义性情,使胡佛花费了大量时间,去探索经济崩溃之谜。



然而,亟待解决的是救济问题。人们普遍认为,施舍会让接受者更贫穷,公共救济应该依赖于政府,因为这种救济属于“有去无回”的支出。因此,地方政府承担了更多救济的责任,救济时的吝啬和羞辱被人们看作是有益的,既可以让寄生虫望而却步,又能让人们意识到贫穷是可耻的。



在农村地区,地方救济还不算糟糕。它得到了很多友善的赞助,这是美国所喜欢的一种民族特性。后来,透过慈善组织协会和红十字会的个人慈善,缓和了令人生厌的地方救济带给人们的压迫感和耻辱感。



在总统看来,像旧金山地震和密西西比河洪水类似的灾难,求助于慈善组织也是理所当然的事。“紧急就业委员会”在1930年成立后,胡佛这样对媒体说道,“志愿组织和公共服务并没有在美国人民的生活中消失,它依然存在并足以处理去年出现的问题。”实际上,以慈善为目的的社区公益基金会在1925年后就成立了,其捐款数额在1931年秋和1932年春间一度达到巅峰。但随后的一年,枯竭的资金以及公共机构的介入,导致捐款数额降到了1924年以来的最低点。



胡佛认为,救济和再就业的义务在于个人。倘若无效,再借红十字会组织的力量,然后求助于市政府和州政府,最后求助联邦政府。联邦政府采取的救助形式应该是借贷,而不是免费赠予。在这场被胡佛看作是保卫国库的战斗中,他无奈地、不情愿地节节溃败。



虽然民间委员会在1930年和1931年做了很多善事,尽了绵薄之力,但是却远远不能满足时局的需要。“紧急就业委员会”并没有创造更多的工作岗位,哪怕是铺设一条简易的独木桥,让失业者越过失业的沟壑。1931年8月,失业救济组织所取代了“紧急就业委员会”,负责人是实业家沃尔特·S.吉福德,后来换上了威尔逊的陆军部长牛顿·D.贝克,该组织的目的是协调地方组织的活动,“开展行动”是它鼓舞企业的冲锋号。





(2)


1932年1月,在每周5天、每天6小时工作制的计划下,美国退伍军人协会开展了一项驾车游行运动,以争取100万个就业岗位。赞同这一计划的雇主会获得一块招牌,上面写着“我们参与了”。1931年春天,纽约市发起了“街区援助”活动,帮助失业者每周从社区有工作的人那里得到1美元的捐助。1931年和1932年的冬天,大约有100万人得到了红十字会的帮助。



尽管私人慈善团体纷纷解囊,但在大灾难面前无异于杯水车薪。猛增的贫穷人群焦急地等待地方救助。但是,由于税收的减少和大萧条的影响,食物已经所剩无几。当听闻各州给地方政府的拨款也消耗一空时,饥饿的眼神迅速投向了华盛顿。



3月,国会投票决定,从联邦农业委员会调拨4,000万蒲式耳(一蒲式耳=27.216千克)小麦,通过红十字会分发给失业人员。4个月后,又调拨了4,500蒲式耳小麦和50万担棉花,后者在红十字会的监督下被制成衣服。这些方式标志着一项新举措,那就是把联邦政府的商品通过私人慈善机构的途径发放。胡佛反对联邦政府将拨款交由红十字会支配,这点得到了国会的支持。



胡佛希望强大的银行可以自动组成信托联营,帮助弱小银行。他发起了创办国家信托公司的计划,同他的其他设想一样,这也要依赖于企业的援手。然而,强大的企业并不热衷于此。于是,包袱再度被甩给了华盛顿政府。复兴金融公司(RFC)因此应运而生,提供了20亿美元的贷款给银行、保险公司、建筑信用合作组织、农业信用组织、铁路公司以及其他企业,以菲奥雷洛·拉瓜地亚为首的反对派嘲讽它为“百万富翁的救济金”。但胡佛坚信,这一举措会间接地让所有人收益。1932年6月6日,RFC第一任主席查尔斯·G.道斯辞职,但是3个星期后他的芝加哥银行却从RFC那里得到了9,000万美元的贷款,全国一片哗然。民众强烈要求公开贷款细节,呼吁要将联邦的资金用于帮助穷苦的人们,以及捉襟见肘的银行。





(3)


1932年夏天,申请补助金的示威者、穷困的市民、地方政府和州政府都向国会和财政部伸出了他们空荡荡的双手。民主党人约翰·N.加纳和自命不凡的政客们纷纷呼吁,要求政府贷款给贫穷的人们,美国劳工联合会也建议,拨款给破产城市,以支付教师的工资。更多人强烈要求恢复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无疾而终的联邦就业服务,建立起全国范围内的失业保险体系。1932年,尽管胡佛总统对所有提议都冷眼相看,最后仍是不得不同意一项救济提案——财政部发放的21亿美元,其中18亿美元可以经由RFC贷款给各州、市、县,用于公共建设和救助,剩余的则用于联邦政府的建筑。这一举措,与之前联邦政府发放小麦和棉花一样,为后来的“新政”开辟了先河。后来,罗斯福政府放弃了还贷的要求,这些贷款都变成了赠予。



胡佛总统坚持走保守主义路线,密切关注税收的增加和政府的拨款,用于盈利且有偿还能力的公共事业贷款除外。他不喜欢“非生产性的公共工程”像是市政厅、州议会大厦、公路、街道、港口改造、军费超常规建设等等,但对“收益性的公共工程”则给予了很多方便,像是收费桥、收费隧道、码头,以及其他盈利且足以还贷的项目。正是他的这种努力,“收益性公共工程”才得以在救济法案中获得15亿美元的贷款,而“非生产性的公共工程”仅获得了3亿美元。



在贫困业主问题上,虽然总统打着各种幌子,财政上步步为营,宁愿与救助机构合作而不愿与个人打交道,但这些企图最终都暴露无遗。大萧条对建筑业的冲击前所未有,最惊人的影响是,住宅建设下跌95%,住宅维修支出也从5亿美元降到了5,000万美元。更为严重的是,约有273,000个房屋业主因为丧失抵押品赎回权而失去了业主资格。1933年初,平均每天有1,000套住宅落入抵押持有人之手。在胡佛总统几个月的督促下,国会于1932年7月成立了12家联邦住宅贷款银行,旨在帮助建筑信用合作组织,以及因贷款给住宅户和农场主而信用遭损的银行和保险公司,使它们能继续运转。但对于消除个人业主的烦恼、减少损失上,却收效甚微。



与此同时,焦虑不安的1932年夏天见证了驴象之争。共和党再次提名胡佛作为总统候选人,而民主党则推举纽约州州长富兰克林·D.罗斯福。罗斯福的职业生涯始于州参议员,后来在威尔逊手下担任海军部长秘书,正当他准备大展宏图时,1920年竞选副总统候选人却遭遇惨败,不久后又患上了小儿麻痹。但他以超凡的勇气和毅力,以病残之躯,驾驭着自己的生活。1928年,在朋友阿尔·史密斯的说服和帮助下,他重返政坛。罗斯福曾给史密斯起了个有名的绰号“快乐勇士”,实际上这个绰号更适合他自己。



1930年,罗斯福以绝对的优势连任纽约州州长。强有力的社会福利计划的提出,詹姆斯·A.法利和路易斯·麦克亨利·豪的辅佐,使他迅速成为民主党大会召开前最受欢迎的人物。他飞到芝加哥接受提名,这不仅打破了惯例,也让人们事先见识到了他的魅力和迅速行动力。但是,正如罗斯福最欣赏的新闻记者——欧内斯特·K.林达利所言,“1932年的他并不是个广受欢迎的偶像。”他太过斯文,似乎无法在让人绝望的僵局中发出振奋人心的呐喊。人们还常引用沃尔特·李普曼对他的经典描述:“不是人民的保护者,不是拥有特权的敌人,……他只是没有任何任职资格,却又渴望当总统的,令人愉悦的人。”不过,人们很同情这位不知疲倦为何物的竞选者,有时他甚至一天演讲16次,但仍神采奕奕,面带微笑,自信满满。对于他真正品行如何,人们却很少关注。



在大萧条问题上,两党的执政纲领和竞选活动迥然不同。以胡佛为首的共和党强调大萧条的外部因素,而民主党和罗斯福则归为内因。在解决方案上,双方也是各执己见。共和党主张复兴是首要的,改革是次要的。民主党则与之相反,认为复兴固然重要,但改革势在必行。他们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设立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控制产品过剩,联邦拨款救济失业者,以及与国外签订互惠贸易协定。此外,政府应承诺“撤出所有私营领域,但对公共工程和自然资源来说必不可少的领域之外”。



胡佛坚持着他的地方自助的信念,他相信,不论是复兴,还是救济,救济都是3个R①中最紧迫的一个。如果联邦一直支持商业信用结构的话,那么这一切都会好转。他主张金本位货币制度,认为“美元会在全世界的每个柜台上流通”。另外,他还支持高关税,郑重警告说:“如果取消关税,那么无数城镇的街道便会杂草丛生,农场也会荒草遍野。”1932年夏秋之间,银行破产的速度在RFC的干预下有所减缓,黄金价格有所上涨,股市上涨,商业指数也上涨了一点点,共和党人为此欢呼雀跃。但对普通百姓而言,瘪瘪的工资袋、等待救济的长长队伍,几乎看不到什么转机,人?迫切需要改变。大选前夕,胡佛向他的秘书承认:“我们的困难是,面前有600万失业者和1万名补助金示威者组成的反对大军。”



面对怨声载道的局势,罗斯福的“失败不是美国人的习惯”足以鼓舞人心。在乔治亚州的奥格尔索普大学演讲时,他说道,“试一试,如果失败了,那就坦率承认,换其他的方法再试。最重要的是,你得尝试做点什么。当满足需要的东西触手可及时,贫困的人们是不会袖手旁观的。”罗斯福早期的演讲很少涉及具体的做法,但随着竞选的深入,方法越来越明确了,既有控股公司的改革,互惠关税协议,又有田纳西河与哥伦比亚河上的联邦发电厂,以及减少农业抵押贷款的负担和社会保障等等。





(4)


罗斯福对旧金山联邦俱乐部说:“私人经济的力量就是……一种公共信用”,还引用西奥多 ·罗斯福和威尔逊的进步主义理论——20世纪20年代为人所摒弃的理论。他试图让每个人安心,取悦他们,并得到认同。他主张“稳健货币”政策,却没有给出它的概念。他斥责胡佛政府的“不计后果、奢侈浪费”,导致政府开支在4年间增加了10亿美元。在时世艰难的时刻,罗斯福挺身而出,愿意站出来,承担联邦政府越来越多的重负。



这次选举给政治生活带来了新的标签。早在1932年4月7日,罗斯福用一句“处于经济金字塔底部的,被遗忘的人”凝聚了他对底层社会的关心。讽刺的是,这话源自直率的个人主义者、耶鲁大学经济学家威廉·格雷厄姆·萨姆纳,他否认“改变世界的荒唐努力”,认为多愁善感的改革家们所主张的“不适者生存”,实质上公开侮辱了勤奋和节俭。哥伦比亚大学的雷蒙德·莫利教授——罗斯福智囊团最著名的一员,从中抽离“被遗忘的人”介绍给罗斯福。后来,当选后的罗斯福把美国人民的伟大目标定义为“更富足的生活”,自己的政治立场定义为“中间偏左”。



所有类似的短语都会被人们反复提起,其中最必不可少的就是“新政”。那是罗斯福在接受提名时所做的承诺:“我向所有人保证,将给美国人民带来一次新政!”一段时间内,罗斯福和他的追随者不断赋予它新的内涵,这不禁让人联想起他的第五代堂兄西奥多所提倡的“公平交易”,以及上任民主党总统威尔逊所主张的“新自由”。不论褒贬与否,它都迅速成为了那个时代最流行的政治标签。



在内华达州埃尔科市,胡佛发表了宣言结束了自己的竞选,他在宣言中说:“我们是一个进步的国家,我们希望国家继续前进。但是关于进步的方法,我们有严重的分歧。我始终认为,共和党是我国历史上自亚伯拉罕·林肯时代以来最进步的党。”他告诫选民,不要“相信花言巧语般的承诺,误入歧途”。罗斯福在麦迪逊广场花园发表了最后的演说,他说:



下届政府一定不会代表部分美国人,而是要代表全体美国人。我们真正的敌人是饥饿、匮乏、贫穷、不安全感和恐惧。我们组织各种资源去抗击它!





(5)


凭借除6个州外的所有选票,差16张不足2,300万张的选票,罗斯福当选为总统,以他为首的民主党席卷了参众两院。身经百战的一份子威廉·艾伦·怀特,40多年来一直关注着变化的时局,他称这次压倒性的胜利为“美国人的一种新生活姿态,是美国人心底的最强音,希望政府能在更大程度上为人类带来福祉。”



1932年夏秋交替时,国家正徘徊在生死攸关的十字路口,两个派别以不同的作风和政治哲学向选民们传递着他们的诉求。1935年李普曼①在回顾这段历史时说:“罗斯福总统的复兴计划,多数是对胡佛总统计划的延续。”虽然这一言论两边都不讨好,但它却有一定的道理。两位总统都担负起了重振经济的重任,都采取了很多方法:提高农产品价格,保证工资水平,通过公共工程建设创造工作机会,扩大就业等等。在罗斯福的新政期间,胡佛时期的RFC和住宅贷款银行依旧运转。虽然胡佛在1931年毫不留情地否决了西纳西流域管理局的提案,但他在客观上促进了圣劳伦斯河道成为铁路公司的竞争者。胡佛的行业工会也是国家复兴计划的一个方面,他还批准了《诺里斯—拉瓜地亚反禁令法案》。



这些否定胡佛的理由,像大多数似是而非的论断一样,忽视了很多东西,那就是两位忙于同灾难搏斗的设计师在某些行动上,有着必然的相似之处,以及胡佛的谨慎与罗斯福的果断之间的差别。当胡佛在悬崖边战战兢兢时,罗斯福已经兴高采烈地跳了下去,并呼喊人们紧随其后。这种对比使人们忽视了胡佛的权宜之计和罗斯福设计的未来蓝图之间的差别,忽视了胡佛对产业自治的信心和罗斯福依靠法律的差别。



胡佛把1932年的竞选定义为“两种政治哲学的竞争”,是个人主义与国家管制的竞争。罗斯福则把它看成是两种不同繁荣之路:一条是让富者更富,偶尔分羹给普通人;另一条是,如果普通人可以过得舒适而富足,那么繁荣就会像酵母一样让所有阶层都蒸蒸日上。政府要不要为普通人谋取利益,要不要管理财富,要不要对利润和收入严格征税,这是两党的分歧所在。



作为出身于农业美国中的自由主义贵族,深受托马斯·杰斐逊、查尔斯·平克尼·爱德华·利文斯顿等人影响的罗斯福,也许是他自身的残疾,使他对弱者有种天生的同情,他把对弱势群体的关注纳入整个公共服务体系中。同时,他是个崇尚公平的人道主义者,认为要对所有人一视同仁。在他康复期间,妇女工会联盟等热心组织探望过他,从那些人口中,他听到了贫困和剥削,这或许是他对劳工的健康和工资问题格外关注的原因。而他的反对者则指责含着金汤匙出身的罗斯福大手大脚,大肆赞扬农家子弟出身的胡佛。实际上,不论是作为平民,还是纽约州州长,罗斯福都更愿意把钱用在创造人类福祉上。他不像柯立芝和胡佛那样对华尔街大亨敬若神明、俯首贴耳,相反,他的大多数经济知识都得益于他极强的学习能力。



他对农业问题尤其是资源保护有着浓厚的兴趣。在他看来,人力资源和自然资源的浪费,远比他的大多数反对者所抨击的财政浪费更为严重。在大众趋同的对简单化和自由实现梦想的渴望下,罗斯福被证明是个完美大师。他是个天生的航海家,他的方向感总是优于他的逻辑预感,他善于见风使舵,总能正确掌控时局的发展方向。



新政允诺了什么呢?与共和国最古老的渴望一样,它致力于追求“生命、自由和幸福”,是一场“促进绝大多数人最大利益”的试验。这种对美好的追求,在19世纪时就已经从个人模式转向了社会模式,从乌托邦式的孤立转为对全国经济的宏观掌控。保护自然资源,遏制富豪犯罪,实质上是老罗斯福时期的旧调重弹。新政的农业救济源自威尔逊统治时期的《乡村信贷法案》和哈丁、柯立芝时期的《谷物与商品交易法案》。威斯康星、纽约、马萨诸塞和堪萨斯一类的进步州,已经率先在农业救济、水利管理、失业保险和养老保险等方面迈出了步伐。



但是,美国舒适的生活条件和“粗犷的个人主义”传统阻碍了政府调控和社会保障的发展。1929年1月,美国社会科学委员会进行了一场大规模调查,结论是,纵深影响正在向美国社会和教育体制渗透,大多数人认为,美国正向大民主和集体主义迈进。



赫伯特·D.克罗利①在《美国生活的前途》(The Promise of American Life)一书中曾说,不能再相信民主的必然性,而是必须将它视为只有通过计划和调控才能实现的目标。而新政就是罗斯福和他的智囊团实现这一切的手段,这个智囊团里集中了优秀的年轻人,既有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法官和费利克斯·弗兰克福特教授的嫡传弟子,也有罗斯福当州长时期的追随者。按他们的预想,新政应该是管理者与劳动者、大企业和小企业、生产者和消费者、农业和工业、丰年和荒年、国内外市场之间相互D制衡的系。同时,他们主张政府应该特别支持和鼓励一度被忽视的利益集团,即便是大企业,它的良性发展也要依赖于包括工人、农民、白领和中产阶级消费者在内的整个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



最重要的是,联邦政府要在这场危机中担当领头羊的角色,引导救济和复兴之路。一位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曾说,一切“顺其自然”。罗斯福听到这话时,神情严肃而恐慌,他回答说:“你要知道,人民不是牲畜!”关于实现这些目标的方式和途径,新政并不是1932年罗斯福指示下起草的清晰计划书,也不是他就职时设想充分的蓝图,而是一种执政为民的态度,后来具体化为行动,并随着时局的不断变幻而不断改进。



新政的早期,某些宽泛的理论与新政相互交织在一起。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观点得到了社会计划者的一致认同。凯恩斯认为,“赤字融资”和“货币管制”这样的补偿性开支是值得做的。整个社会体系,包括税收和救济,都应当精心考量和设计,让更少的钱流入有钱人的保险箱,让更多的钱流到穷人手中,以加快货币流通,刺激消费。有人说,大量的财富不仅仅来自个人,更多的是整个社会努力的结果,因此,可以理所当然地为了全体人民的利益而征收重税。还有人说,生产效益应该更多地为消费者和工薪阶层所共享,而不是被投资者和投机者所独占。



在这种逻辑的影响下,新政很早就把目光投向了最低生活工资、合理休假、大多数人的经济保障、限制少数人的财富和权力的膨胀等方面,但它的步伐还是太慢了,达不到像罗伯特·M.拉福莱特参议员之流的极端凯恩斯主义者的要求。如果反对者指出,这一理论挫伤了积极性,阻碍了成功,使投资资金因为不安全感而持续冻结。很多机会主义者会回答,国家得以维系的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自诩为机会的国度。新政就这样走进美国人的视野,至于它是乌托邦式的理想国,还是一种肤浅的短视,只有未来才能揭晓答案。





(6)


新政的支持者说,对私营企业没有为自己行为的社会后果承担责任的领域,新政要立法治理。罗斯福引用林肯的话说:“立法的目的,就在于代替民众去做那些他们必须做、仅凭一己之力做不了或者做不好的事。”也许,关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办法依旧会争论不休,但罗斯福的宏大策略绝不是无的放矢。如果说这是一场方兴未艾的改革大潮,那么,在这个见证过杰斐逊“革命”和杰克逊“改革”的国家里,必然能够从它身上看见古老里程碑的影子。





(1)


虽然人们满心期待着改革,党派之争在授权生效前也逐渐平息,但4个月的间歇期却充满了不确定性。这段间歇期是《宪法》所造成的缓慢而庄重的节奏,就像是一部短暂的、美国之鹰屈服于软弱无力跛鸭的悲喜剧。但这注定是美国历史上最后一个间歇期,因为1932年3月2日提议,1933年2月6日批准通过的“第二十次修订法案”规定,任期届满的国会将在1月3日走下政治舞台,而离任总统的最后离职日期则定在1月20日。



夏天复苏的萌芽在秋冬交替中早已枯萎。商品市场和证券市场的新一轮萧条,使民主党人又把矛头指向了胡佛的“恐怖竞选”。当这次萧条在大选后依然持续时,共和党人则绝地反击,将其归咎为人们对罗斯福就职的担忧。国会的继任者来势汹汹地拥在门口,而任期届满的国会则拒绝为这一结果买单。罗斯福不愿牺牲将来的行动自由以取悦胡佛,拒绝与前任联手发表关于战争债务和“可靠货币”的声明。政治诘问你来我往,领取救济的队伍一眼望不到头,救济之桶被刮得早就见底,国家银行体系濒临崩溃的边缘。



1930年初到1932年底,总共有773家存款超过7亿美元的国有银行倒闭,另外有3,604家存款超过20亿美元的州银行破产。全国各地的存款人都被惊慌失措、焦躁不安的情绪包围着。银行的业务进一步恶化,政府监管的缺席,以及大萧条带给人的焦虑和世界末日的谣言,导致了一波又一波的提款潮。大批拿着现金的人们惊惶不安,四处寻找藏钱的地方,保险柜、箱子、铁罐,甚至在自家后院挖了个洞,更有甚者,把现金寄往国外。1932年,胡佛不得不发起一场全国范围的反藏钱运动,以改变现状。但是,流通货币依旧严重紧缺,在里士满、诺克斯维尔和亚特兰大这样分裂主义思想甚嚣尘上的城市,甚至开始自己印刷货币,以供市政府发放工资,让失业者购买农民的剩余产品以维持生命。据财政部统计,在胡佛任职的最后2周,约有12.12亿美元退出了流通领域,这场“美元的抽逃”让正统的共和党人悲观失望,参议员卡特·格拉斯也拒绝出任罗斯福的财政部长。



全面崩溃的清晰征兆,其实早在1932年10月31日就出现了。当时,内华达州的副州长宣布,银行停业12天,以拯救本地的银行链。冬末时,事态进一步恶化。1933年2月4日,路易斯安那州银行开始暂停业务。10天后,密歇根州州长决定给银行业一段喘息的时间,3月份,阿拉巴马、加利福尼亚、爱达荷、肯塔基、密西西比和田纳西等州纷纷效仿跟进。在大萧条早期曾赢得盛名的储蓄银行,如今也遭遇了灾难。接二连三的机构纷纷投向纽约的货币市场寻求平衡。3月4日,新总统就职的一大早,赫伯特·H.莱曼州长下令关闭了纽约的所有银行,其他地方也纷纷步其后尘。3年来,一直冲锋在前,勇敢地与危机搏斗的胡佛总统,在他离任的最后几小时,眼睁睁地看着国家银行体系在他面前轰然坍塌,崩塌的轰鸣声回荡在他的耳畔。



接下来的一周,人们目睹了前所未有的状况。出席总统就职典礼的来宾都陷入了没有现金的窘境。在盐湖城,摩门教徒们准备发行仅限在本地流通使用的纸币。帕萨迪纳的一家豪华酒店为身无分文的顾客制作了一种临时凭证。在底特律,一个富人跑遍全城也无法把10美元纸钞换成零钱。邮票、电话代币、墨西哥元、加拿大元和借据,都成了流通媒介。大家都成了一条绳上的蚂蚱,空荡荡的口袋再也不招人嫉妒了,到处弥漫着友善、和睦,混杂着悲观与绝望的气氛。



所有眼睛都紧盯着新上任的总统,甚至有传言说他极有可能是美国的最后一位总统。在走马上任的前两周,他侥幸躲过暗杀,暗杀者的子弹让芝加哥市长安东·J.塞马克丢了性命。如今,人们深刻意识到,国家的前途和命运都掌握在罗斯福的手中,他面对死亡时的镇定和果敢增强了人们的信心。3月4日,在国会大厦东面正前方的40英亩草坪和人行道上挤满了数十万的观众,收音机旁还有数百万听众屏息聆听。在紧张得让人窒息的气氛中,神情严肃而沮丧的胡佛与自信、充满激情的罗斯福形成鲜明的对比,罗斯福不畏寒风,没戴帽子,没穿大衣,以坚定而无畏的姿态发表了将近20分钟的演说。



“这是一个国家神圣的日子,这些黑暗的日子是值得的,为此付出的全部代价都是值得的。因为它让我们懂得了,我们的命运不是仰仗别人照顾,而是要学会自力更生。”面对国内糟糕的情况,他说要像积极备战一样对待失业,拯救家园,把农民从破产中解救出来。“这个国家需要行动,马上就行动。”他的“睦邻政策”以及对外事务的理解,后来都受到了广泛的赞誉。但当时,人们最关注的、最用心聆听的,多半是他如何处理崩溃的银行体系。他提出,“要杜绝拿别人的钱去投机的做法……要提供足够坚挺的货币。”他宣告:“货币交易者虽然从文明神殿的高高宝座上逃跑?,但现在我们可以让它恢复原貌。恢复的措施的关键在于,我们在多大程度上赋予社会价值更高的地位,而非纯粹的利益。”



当敞篷车驶入白宫,人们欢呼雀跃,罗斯福像拳击场上的获胜者一样,双手举过头顶,用力地挥舞。在大多数美国人眼里,就像已经胜利了一般。抗击大萧条的战斗由防守转为进攻。以往,只要胡佛言语中透出乐观,人们就会指控他,那只是天真的美梦或是一厢情愿。当他最终承认情况糟糕透顶时,他又成了人们眼中的“不能被原谅的悲观主义者”。甚至在几年后,仍为人诟病。在前任留下的烂摊子面前,罗斯福总统临危受命,在1933年扛下重任,不管黑暗、匮乏抑或是贫穷,不找任何借口,想尽办法去鼓舞民众,让他们恢复信心,征服这场罕见的危机。



行动紧锣密鼓地开始了。3月5日,罗斯福召集国会开了一次特别会议。第二天,他下令禁止黄金出口和所有外汇交易,并宣布银行放假,以更好地检查个别银行的稳定性。在格拉斯拒绝出任财政部长后,这顶乌纱帽就戴到威廉·H.伍丁①的头上。虽然,他从前的共和主义传统与新角色看起来不大协调,就像他的外表与他的成功事业搭不上边一样。但是,他坐在那里,灰白色的假发、深蓝色的眼睛、狡黠的微笑,一面轻松地丢出俏皮话和鬼点子,一面四平八稳地带领着全国18,000家银行躲过了了险滩暗礁。胡佛时期的一些官员在罗斯福的要求下留了下来,给予了他很多超越党派利益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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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9日,“百日国会”开会,以压倒性票数通过决议,支持总统所做的一切,呼吁RFC筹集资金重组,授权银行发行更多的货币。为了发放医疗款、救济金和工资这样必不可少的款项,银行慢慢开始解冻。新的处罚措施下,藏钱的人纷纷拿出他们的黄金来兑换金券。路易斯安那州一位傲慢自大的参议员休伊·朗提出一项修正案,建议将全国所有银行都纳入联邦储备系统的庇护下,但未获通过。左翼人士认为这是信用体系国有化的天赐良机,但罗斯福的否决让他们扼腕叹息。



罗斯福骨子里是个温和派,做事有条不紊。3月12日,他通过广播以简单质朴的语言解释了正在做的事,并希望大家能鼎力支持,“让我们联合起来,赶走恐惧!”这也是后来新闻界常提到的著名的“炉边谈话”,它得到了广大市民的热烈拥护。与此同时,最糟糕的阶段慢慢过去。3月13日,不少银行开始在全国各地重新开张。



1933年6月16日,《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的签署,揭开了更持久的银行改革的帷幕。该法案将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分离开来,建立了存款保险,并授权调查了联邦储备委员会,禁止贷款给投机者。1933年冬,参议院银行委员调查了华尔街,严苛盘查了检察官费迪南·皮科拉,为推翻市场偶像出了大力。J. P.摩根遭遇一次不大不小的侮辱,一位马戏团的推广代理将一个侏儒玩偶摆在它的门前。花旗银行的奇才查尔斯·E.米切尔遭到道德上的质疑,名声扫地,后来加入塞缪尔·莫萨尔行列——被废黜的公用事业巨头,成了无赖的一分子。这个金融家为了逃税而低价转让股票给家人,一年后回购牟利,这是皮克拉委员会所揭露的、让普通纳税人记忆深刻的丑闻之一。象征他成功的高高的礼帽,如今已沦为嘲弄的笑柄。



这时期出现过一系列之前就出现过的政治讽刺作品,《华盛顿走马灯》(Washington Merry-Go-Round,1931),还有《为你而歌》(Of Thee I Sing,1931)等荒诞音乐剧,现在又加上了揭露商业巨头发迹的传记,其中有乔纳森·N.雷奥纳德的《亨利·福特的悲剧》(The Tragedy of Henry Ford,1932),约翰·T.弗林的《上帝的金子:洛克菲勒时代的故事》(God"s Gold: The Story of Rockefeller and His Times,1932),哈维·欧康奈的《百万富翁梅隆》(Mellon"s Millons,1933),还有马修·约瑟夫森的《强盗大亨》(The Robber Barons,1934),以及随后出版的费迪南·德伦德伯格的《六十个美国家庭》(American"s Sixty Families,1937)。越来越多的美国人不再对那些曾在纽约和华盛顿一手遮天的、呼风唤雨的超人心存崇拜。3月危机后的几个月里,国内的大银行家都被折磨得无精打采,再也不敢声讨自己的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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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意识到,罗斯福是不可阻挡的,至少目前是这样。《银行业紧急情况法案》提交讨论时,国会里共和党党鞭伯特兰·斯内尔宣称:“房子快被烧没了,而总统却说,这就是灭火的办法。”在谈到总统时,威尔·罗杰斯也采用了同样的比喻手法:“全国人民与他并肩战斗。即使他是错的,他们也站在他这边。如果他把国会大厦烧为一团灰,我们也会欢呼‘烧得好,不管怎样,至少点起了一把火。’”



国会先后通过几项立法,包括1933年3月下旬的《证券法》,1934年的《证券交易法》和1935年的《公共事业控股公司法》。这一立法网络,限制了投机贷款,设置了保险装置以防股票操纵,规定了为购买证券者提供充分信息,设立了监管机构——证券交易委员会。这些措施虽然遭到工商界的激烈反对,但却受到了存款人和中小投资者的大力追捧,因为它为他们提供了更多的安全保证。作为辅助性的安全措施,1940年,国会还出台了《投资公司法》和《投资顾问法》。



某些新政货币措施没有得到广泛认同。扮演试验者角色的总统,试图提高价格,他对提高农产品的价格更为关注。由于小麦、棉花类的农产品价格非常容易受国家供求关系影响,所以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美元的贬值是有效的。1933年4月,政府宣布已经完全抛弃了金本位制度。1933年6月,世界货币和经济会议在伦敦召开,各国都希望能有稳定货币的措施出现,但一无所获。一方面是因为法国的自救和黄金集团的追随者,另一方面是罗斯福突然涌起的担忧——这样的稳定会破坏国内刚刚开始的涨价风潮。罗斯福在7月3日所发的电报,破坏了这次会议,遭到了一致的声讨。最后的结果是,国外纷纷敌对美国,美国陷入了孤立主义状态。直到1936年9月,英、法、美才最终达成协议,以防止进一步的波动和竞相贬值。



1933年秋,早期复苏的余热逐渐散去时,新政最离谱的政策出台了。罗斯福试图尝试康奈尔大学乔治·F.沃伦教授的“商品美元”理论,这使得美元贬值低至原来金额的60%。决策层希望这一招能够提升总体价格和特殊商品的价格,改善美国的对外贸易。在早餐桌上,总统与沃伦、农业信贷管理局局长小亨利·摩根索和RFC的杰西·琼斯商议后,武断地制订了黄金购买价格,这使得黄金迅速流进肯塔基州诺克斯堡的金库,总额高达140亿美元。始于1933年10月25日的黄金购买计划,直到1934年1月,也没有带来价格更大幅度的提升,每天颁布的不同价格,只是严重扰乱了人们的信心,破坏了市场的稳定。



1934年6月9日,白银集团与总统协商一致,迫使国会通过了《白银购买法案》。这个法案本质上说就是通货膨胀,最直接的后果是,提高了本国白银的价格,购买了远高市价的10亿美元的外国白银。但这种对价格的操纵,并没有出现计划者所希望的适度通胀,也没有出现华尔街预言的失控的通胀。这充分显示了新政的大杂烩式的政策:不切实际,贸然行动,精明的政治,诚实,忠诚,与实用的人道主义交织在一起。总统想面面俱到,但那必然会犯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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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政实施初期,最基本的行动都是种种假设下开展的:货币、信贷、价格、利润的利息会在大萧条的作用下崩溃,如果听之任之,那么这种发展是缓慢而带有破坏性的。政府必须来鼓励货币流动,为生产者和消费者开辟复兴之路。任何一个人都是身兼二职,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有人断言4个相互联系的过程会给全体人民带来福祉:政府提供资金创造工作岗位,增加就业机会;提高工资;提高市场价格增加农业收入;控制货币;结合政府支持和信贷管制,提高一般价格水平。为了实现这些目标,立法部门和行政权力机构联手制订了一个庞大的计划。国会默认了总统所寻求的巨大权力,但很快发现,自己正在签巨额支票,而分配和花销这些钱的权力,也正是自己拱手让给总统的。



新政吹响了节约的号角,罗斯福在就职第一周便发出警告:“漫长的3年来,联邦政府正走在通往破产的路上。”紧接着,国会通过《经济法案》,将联邦政府部门的工资和退伍老兵的津贴每年削减4亿美元以上。对此,退伍军人协会游说团和所有传统政治势力都强烈反对,但罗斯福几乎立即下达了总统令,削减的开支日后会一点一点地恢复。他要求将数十亿美元用于救济、投资给商业企业,以及联邦机构的开支等等。1934年3月28日,国会在选举的刺激下,松开了经济的缰绳,推翻了罗斯福的否决,实现了复辟。此后,所有保持预算平衡的主张都被弃之门外。



1933年3月充满了太多的大事,改革和复兴之路举步维艰。啤酒销量3.2%的回升几乎是一次让人失望的转折,但值得欣慰的一点,它至少是另一次的背离传统的征兆。10年前,禁酒还是全国的热点话题。1930年1月和1931年1月的两次民意调查显示,人们普遍认为“美国最重要的问题”是禁酒,失业则远在其后。胡佛支持全国禁酒,他认为这是“一项伟大的社会和经济实验,动机是崇高的,意义是深远的”,但这并没有阻挡违反禁令的汹涌浪潮。政府执行禁令的力度也大不如前,胡佛任命的威克沙姆委员会1931年的报告充分显示了,人们不再支持禁酒,因为农民需要卖掉他们的粮食和糖。政府指望从中得到酒税的意图,和禁酒而滋生的黑社会,是废除禁酒令的其他两个原因。



1932年共和党的政纲并没有涉及此问题,但民主党人和罗斯福则态度坚决地表示要废除禁酒令。很快,1933年2月,任期即将届满的国会提出了一项宪法修正案——废除禁酒令,最后把决定权交给各州。各州议会通过了这项法案批准,曾支持禁酒的印第安那州、爱荷华州和阿拉巴马州也加入其中。1933年12月5日,犹他州成为这个法案的第36个支持者,禁酒“实验”以失败而告终。



在至关重要的1933年,银行危机刚有好转,救济问题已经迫在眉睫。1,500万以上的失业者,各州、市、县急需救助名单上的庞大数字,都强烈呼唤政府的关注。在3月21日的国会咨文中,总统提出三种救助立法:一是授权各州为贫困者直接提供食物和衣服;二是政府招聘工人进入事业单位,在不妨碍私企的情况下扩大就业;三是制订长远的公共工程计划。后两项措施其实就是“公共资源保护组织”和“公共工程管理局”的雏形,而第一项后来则衍生为联邦紧急救济署(FERA)。这一机构是在哈里·L.霍普金斯(罗斯福当州长期间担任纽约州的救济委员会主席)的建议下,于1933年5月12日由国会设立的,以5亿美元的资金起步,目的是通过已经建立起来的州、市的福利渠道,直接救济贫困者,最终花掉了近30亿美元。



联邦政府希望地方机构可以分担一些救济压力,但没有规定配套金额。从最终的账目看,救济款的比例是,华盛顿70%,各州13%,市县16%。马萨诸塞那种相对较富的州,贡献远大于南卡罗来纳那样的穷州。在南方,反对者抗议用现金去救济黑人和穷鬼。很多州把联邦紧急救济署看作是“肥肉”,希望尽可能少予多取。联邦政府和各州的行政官不得不经常威胁那些吝啬的市县,如果地方政府不解囊相助的话,就切断救济款。



霍普金斯的想法渐渐远离了最快速、最廉价、最普遍的直接救济,走向“创造就业岗位”,最后还制订了按最低工资标准就业的系统就业计划,充分利用了闲置的人力资源。一个人一旦可以掌控近在眼前的危机,他便会四处寻找重振士气和信心的工作机会,这不仅会带给他自尊,也会让他的技能更加纯熟。但并非所有人都这么想,一方面,工人担心救济工作的低工资会影响私企的工资;另一方面,很多保守分子认为公共工程计划会从货币市场挖走资金,可能会破坏现有价格体系,让国家陷入庞大债务中,这会进一步阻碍经济的复苏。



1933~1934年冬天,国家紧急救济署的救济名单达到了大萧条期间的巅峰。1934年2月,救济名单已达将近800万个家庭,相当于2,800万人。1933年夏,联邦紧急救济署酝酿着工作救济的方案,这种工作可能琐碎也可能微不足道。8月1日该决议通过,无技能的工人最低时薪是30美分。南方州和少数几个孤立的行业之外,这个时薪并没有严重影响国家复兴署力图稳定的私企工资,也没有对美国就业局迫切的人力需求造成冲击。在国家紧急救济署的后期,工作救济走得越来越远。到了1935年,在其存在的最后的几个月里,将近一半的受益人已经有了工作,同年1月的高峰期,就业总人数达到了250万。



1937年5月,在新政实施4年后,盖洛普民意调查显示,4/5的人赞成通过公共工程计划来实施救济。随着新一轮的经济衰退,民意调查显示,工作救济打败其他救济方式成为人们的首选。有个流传颇广的故事说,一个衣衫褴褛的老人,在领到救济支票后,主动打扫镇上的街道,他说:“我要做点事情,我不能白拿这些救济。”



这一切要归因于“民用工程署”(CWA)专门从事工作救济的部门的快速发展。这个部门直接通过区域分支机构运作,少了地方的繁文缛节,于1933年10月正式启动,目的是应对寒流的袭击,和大多数乐观主义面临新政伊始的失落。CWA很快让400万人拥有了工作,它规定,体力劳动者每周工作30小时,职员和技术人员每周工作39小时。较高的工资和相对好的工作环境,使CWA迅速成为私企低薪工作岗位的有利竞争者。修桥修路,修校舍,修公园,修运动场,维修游泳池,控制虫害等等,共花掉了约9亿美元。紧急情况下,做些毫无意义或意义很小的事情必不可免,但没有哪家机构比CWA受到的抨击更厉害,“做毫无意义的事”(boondoggling),这是民众形容CWA的新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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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CWA的某些计划的价值值得商榷,但总体而言却显示了工作救济的精神价值。密歇根州的一个县的一位CWA说:“即便是一个短暂的机会,赚到一点点工资,但它带给人的快乐却是无穷的。”她注意到,很多人在离开她的办公室时“喜极而泣”,有的人拿了工资就直奔理发店,享受几个月来的头一次专业理发服务。接下来的几个礼拜,他们都神采飞扬,踌躇满志。理发师本人、杂货商、药剂师和服装商人也同样恢复了信心。但并非每一个获得救济工作的人都兴高采烈,对那些曾经从事专业或技术,如今沦为苦力的人来说,内心的酸楚中隐藏着愤怒。一个41岁、有7个孩子的机械工程师,在CWA辛苦熬了几个礼拜后,无奈又带着讥讽地写下:“挖沟是一项高贵的职业。”1934年春天,CWA走到了尽头,FERA所接管了它的剩余项目。



大体上说,在FERA下,州、市、县的救济得以改善和提高,只养活了极少数的寄生虫。数百万已达成年的年轻人找不到工作,本该颐养天年的父母也无力养活自己。刚刚变穷的人还有某种羞耻感,FERA试图保护他们的自尊,但随着形势越来越严重,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心安理得地接受救济,并抱有这样的信念——山姆大叔有义务负责他们的生活。长期无所事事的状态使失业者的能力逐渐丧失。出于同情,地方政府常常把很快会被清理出市县救济名单的寄生虫留在联邦政府救济名单上。



越来越清晰的一点是,在周期性波动的范围之内,新政的措施并没有减少,但救济的人数却与日俱增。于是,政府决定取消FERA,放权给地方政府去救济,联邦政府的经费则投入到更有长远价值的项目上。1935年12月,FERA解散。它的后继者——公共事业振兴署(WPA)则是新政后期的事了,而非百日国会所启动的立法,及其一连串直接后果的衍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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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FERA及其短命的分支机构CWA的缺憾,公共工程署(PWA)则有着惊人的记录。1933年6月16日,33亿美元的拨款组建了PWA。按计划,PWA将通过扶持需要大量原材料的公共工程来刺激重工业的发展。头脑清晰、做事谨慎的哈罗德·艾克斯被罗斯福委以重任,成为内政部长,他自嘲是“吝啬鬼”,厌恶那些拿着联邦资金的名义让那些成年人进行无济于事的行动。PWA坚持在经费下拨或贷出前对项目进行详细的审查,它的工作是以与私企签订的合同开展的。PWA还承担了一些事关国家利益的项目,到了1938年,这些事情成为它唯一关注的重点。



新政参与者把PWA想象为“注水泵”(pump-priming)机构,在凯恩斯的补偿支出理论指导下,目的在于更好地刺激个人就业。山姆大叔能否通过注入资金而使工业得到迅猛发展,或是投资了却收效甚微,人们对此争论不休。虽然那些害怕计划经济的人不信任PWA,但不可否认的是,它已经刺激了私企。虽然PWA的初衷并不是救助失业者,但PWA却保证了1934年全年每周30小时工作制的情况下,有50万人在上班。到了20世纪40年代初期,它开展了34,000多项计划,共花费40亿美元之多。



它们的社会价值得到了公认,巨石水坝在PWA的拨款帮助下,昼夜不停地工作,提前两年半竣工。在PWA的资助下,各种水利和开垦项目纷纷启动。其中,最著名的是田纳西流域管理局。纽约市的烂尾工程——三区大桥也在PWA的资助下重新动工,跨越了宾夕法尼亚州的钢铁厂、密西西比河流域的水泥和太平洋沿岸地区的大片森林。1936年,大桥竣工后,联邦政府仅销售债券一项就获利150万美元,而在1933年,无论债券什么价格,银行家都是不屑一顾的。另外一些公共事业,例如下水道系统,船舶掉头区,自来水厂,民用礼堂,中小学和大学建筑,贫民窟的清理和模范小区建设,农贸市场公路和校车公路也受到了PWA的眷顾。PWA还为医院提供了121,760个床位,这一项目花费了3亿多美元。



1933~1935年间,PWA筹资兴建了50多座军用机场,为部队铺设了长约74,000英里的战略公路,为军火设备和兵工厂的改造拨款1,000万美元,甚至投入了2.37亿美元建造军舰,这些都对未来的发展有着特殊的意义。然而,1935年,在奈委员会(该委员会以领导人“奈”命名)的鼓动下,国会禁止将把公共工程和救济的资金用于“军需品、军舰,及陆军或海军的装备”上,这方面的大多数活动因此而中止。PWA似乎一直这样,在不耐烦和质疑声中缓缓地行动着,但回头看它的足迹,便会发现,它的成就让人铭记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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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最后几个月里,翻天覆地的变化席卷美国。1933年上半年,在持续了3年的大萧条后,在公众舆论的微妙转变终于突出重围后,这种冲击更是来势汹汹。群体价值经历着新一轮的洗牌:大企业的领头羊地位、物质财富的魅力、金本位思想的神圣、禁酒的崇高以及自力更生,这些都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很多人对这些价值嗤之以鼻。



虽然新的精神领袖还未出现,但领导层的承诺已让数百万人激动万分,只有少数人惊慌失措。1933年,爱德华·贝莱米的乌托邦经典《向后看》(Looking Backward)再版。同年,富兰克林·D.罗斯福当选后推出第一本——《向前看》(Looking Forward),这并非巧合。他在书中告诉国民,“我们已经上路”,在经历了漫长的煎熬、焦虑、不确定后,没有什么比这句话更受欢迎的了。在新政的蜜月期阶段,总统和人民亲密无间,虽说都有些许不理性,但是感情本来不能以常理来看待。



时局疾呼进一步的决策,但有些决策明显是徒劳无功的,内部潜伏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包括短期的稀缺经济和持久的富足经济之间,高工资和低农产品价格之间,以及反托拉斯的延缓与对小商贩的新关注之间。随着时间的流逝,罗斯福那种使他牢牢把握目标的天才般的即兴表演,新政的优点与不足,成功与失败都会渐渐清晰。当争论依旧甚嚣尘上,我们所能作的最公正评论,莫过于一位英国经济学家对罗斯福第一个任期即将届满时所作的评价:“也许,罗斯福先生对自己的问题给出了错误的答案。但是,他却是现代美国历史上第一位提出正确问题的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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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斐逊曾有一个坚定的信念:管得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这一信念也为他的同胞们所拥护。虽然他们曾向华盛顿政府寻求类似国防、邮政、专利法的服务,甚至是公共卫生和公共健康的保护。但是,一直以来,联邦政府的活动范围似乎与公民的日常生活有着遥不可及的距离。



当然,当工作太繁重又无利可图,个人完成不了的时候,或是开发收费公路或收费运河,设置保护性关税、废除奴隶制度、抵制托拉斯,或者禁止卖酒等必要事情时,美国人就会积极寻求政府的帮助。政府充当了一个良友、一个对抗不安全感的得力帮手、必须为雇主效劳的角色。新政以前,这种角色对普通公民来说是陌生的,那时他们甚至与政府为敌,因为政府的管制和征税越来越粗暴。新政快结束时,对不同阶层的人来说,“政府”这个词都意味着华盛顿行政部门的代名词,有着在1929年时不曾有的深情厚谊。



在新政的策略下,国会和白宫取代了曼哈顿和华尔街,成为国家的中枢。政府对公民生活的冲击无处不在,这是前所未有的状况:征税,贷款,支出,建筑,设置农业配额和工业的就业条件,控制州际贸易公路。此外,华盛顿还以合伙人或者竞争对手的方式,将触角伸向了民营产业。为适应新政府理念,华盛顿政府创造了一个错综复杂的、有时甚至妨碍效率的行政机构体系。为了容纳这些机构,石灰岩和大理石构建的庞大建筑群蔓延了国家广场、宾夕法尼亚大道和宪法大道。劳工部和联邦贸易委员会之类的老机构也搬进了气派的新建筑群,内政部和农业部因为容纳不下而另寻他处,搬进临近的规模巨大的建筑群。联邦政府的雇员大幅增长,仅文职人员就从1931年的58.8万人增到了1941年的137万人。



1933年初夏,国家复兴署(NRA)的建立,拉近了政府与寻常百姓间的距离,人们开始了意识到两者之间的密切关系。NRA是罗斯福为复兴经济所开出的一剂良药,旨在刺激购买和销售,让失业人员重新在私企里找到工作,促进消费,缩短工作时间,提高工资,禁止雇佣童工,加强雇佣双方集体议价,减少恶性竞争导致的浪费,制订最低价格。罗斯福在签署这项法案时大胆预言:“它将作为美国国会有史以来通过的最重要的、影响最深远的法律而载入史册!”可以说,NRA承载了所有公民的各种诉求和渴望。



NRA是按政府监管下的工业自治的思路设立的,是有先例可循的。胡佛总统曾经鼓励同业行会制订行业规范和限价协定,如今同业行会又被拉回老路,只不过这次是在政府的眼皮底下行动。美国商会代表参与制定了1933年6月的法案,企业界同意增加工资、缩短工作时间,以换取政府对价格的调控。劳工、雇主和消费者所组成的顾问委员会,认真听取了行业领袖所提出的法规建议。然后行政官主持召开公开听证会,广开言路,综合各种意见,权衡利弊,最后将制定的法规提交总统作最后批示。



NRA法规的背后,隐藏着管理层和代表劳工利益的政府之间的另一项交易。有的措施允许企业不受反托拉斯法的控制。作为交易,法案第7A条款规定了企业必须给劳工集体谈判的权利。



NRA以大张旗鼓的阵势展开了行动。拥有两名雇员以上的所有雇主都必须到蓝鹰①下注册,蓝鹰的口号是:“我们尽己所能。”在NRA登记的公司超过225万家,雇员超过1,600万人,最后囊括的总人数高达2,200万人。全面的协议作为一项临时政策,保证白领工人每周工作40小时,最低工资在12美元到15美元之间,蓝领工人每周工作35小时,在季节交替时可能会增加到40小时,最低工资为每小时40美分。



同时,大约800个商品和服务的生产者和销售者团体的代表,包括钢铁巨头,蜂蜡漂白工,压碎机制造商,还有私塾学校的校长,他们齐聚华盛顿,商议制订各自行业的法规。哪个行业的人们都不想被忽略,也不管自己的行业是否需要法律规范。焦头烂额的联邦政府官员和行业领袖一股脑商议制订了近800部法规,他们更多的是从自身利益出发,而没有考虑对国家有什么样的意义。仓促起草,在没有足够时间审核评估的情况下,这些法规就蜂拥出台了。



NRA减少了童工和血汗工厂,在工作条件和工商执法上带来了一定程度上的改善。为南方的黑人和白人建立一种固定统一的工资标准也变得容易起来,同时它可以通过减少工作时间让至少200万的失业者实现重新就业。在NRA所有的直接影响当中,最重要的也许应该是对信心的恢复。数百万国民第一次觉得,全体国民正同舟共济,共同致力于一件大事情——战胜大萧条。休·约翰逊是NRA的第一任署长,同时也是怪僻的军人和儿童文学作家。他曾放言,要深藏内心的恐惧和疑虑,以铁腕柔情去管理这家机构。一开始,确实有立竿见影的效果,但像大多数兴奋剂一样,很快失效。错综复杂的行政管理,联邦权利部门间?作链的中断,以及商人对“不公平竞争”的强烈抗议,使得局势乱上加乱。在1934年1月,尽管约翰逊署长苦口婆心地劝告一些商人:“看在上帝的份上,请把价格降下来,把价格压下来。这是通往复兴的唯一的一条坦途。”但却无人理会,物价持续上涨,远远超过了工资的上涨速度。



工资较低的地区和行业,譬如南方的厂矿城镇,雇主往往是增加劳动强度,提高生产效率来达到同样的产量,而无需增加工资。由于NRA仅仅是根据工作时间而非产量制订工资标准,这让那些小规模的、机械化程度更低的工业企业深受其害。结果是,NRA要么将生产成本提高了一半以上,要么就是鼓励抛弃手工工序,更新陈旧设备,这加速了技术性失业周期的速度。



人们以变幻多端的方式抵抗着那些带来“蓝鹰”标志的法规,几个月后,人们更是肆无忌惮。约翰逊对他口中的“骗子”大发雷霆,嚷嚷着要“制裁”,但也只是雷声大雨点小。缺乏热情的管理,加之经费不足,使得它像全国的禁酒令一样苟延残喘。一些争强好胜的州甚至通过了“小NRA”法律,这一来,更使混乱变本加厉。当泽西城一个小裁缝将套装的价格压到低于州的法定价格而遭到监禁,NRA的反对者纷纷以此为引子,谴责与NRA并无直接关联的联邦政府。最引人注意的蓝鹰抗议者,当属憨厚、朴实的老亨利·福特,虽然他的销售业绩并没有因此而滑落多少。在不断高涨的反对NRA的声浪中,在保守派的圈子里,他受到了英雄般的敬仰和崇拜。



应得与不应得的诅咒潮水般涌向NRA,法规越来越难以修订和执行下去。当国会激烈商议是否延长最初规定的两年任期时,1935年5月27日,最高法院决定废除这项法案,用总统刻薄的话说,将国家派给“马车时代的州际贸易协会”管理的时候到了,新政的参与者们终于喘了一口气。政府建议将地方家禽市场归为州际贸易,布鲁克林的一家家禽批发公司因为藐视活禽法规,销售了不合规定的小鸡而遭到起诉。法院裁决,在间接涉及州际贸易公司法规的这件事情上,国会对总统的授权,超过了它的管制权限。最高法院严厉指责政府是一个“完全专制的政府”,因为它过多地干预了地方事务,这项法案几乎是瞬间毁灭,400多个类似的案子被驳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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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曾因套在脖子上的种种管制而难受窒息的大企业,听到这项裁决后欢呼雀跃。人们戏称,9位大法官把“蓝鹰”变成了“不合规定的小鸡”。作为一家旨在帮助愿意签订自愿协议的机构,NRA就这样在之前的阴影下,半死不活地持续了一年。



谁都不能否认,1933年的经济在NRA的促动下有了些许的恢复,改善了工作条件,提高了劳工地位。但是,就像布鲁金斯研究所的研究报告显示的那样,就繁荣复兴的漫长努力奋斗而言,NRA的附加物——生产成本和价格的增长,并没有加快这一努力的速度,反而是延缓了。但作为一项改革措施,它无疑有它的可圈可点之处。罗斯福总统和他的智囊团吸取了教训:NRA想面面俱到,但行动太过仓促,而且实践又常常与理论相脱节。新政参与者们一致认为,大企业的运作实际上是一项公共服务,应该以谋求共同利益的方式来加以控制。但是付诸实践时,却困难重重。虽然NRA严格管制价格和产量,但很多情况下,它也助长了垄断的势头。第二年,NRA的当权者迫于消费者和小企业的强烈要求,尝试修改法规,大企业迅速被孤立起来,成了单打独斗的一方。



这种加强透明而不求利益的商业合作,是不是在走胡佛的老路呢?新政的参与者越来越确信罗斯福的确在重蹈覆辙。罗斯福本人对最高法院的反对勃然大怒,他认为那是对他的侮辱。1934年末,杰克逊在如潮水般涌来的“猛烈攻击”后黯然离职。自由派律师唐纳德·R.里奇伯格走进NRA,成为核心人物。多年后,在回顾这段让人崩溃的日子时,他写道:



大体上,为了保护自由企业而对商业实施积极有效的管制,商人们既不清楚这种管制的必要性,也不懂得它的基本原则。很不幸,这是最让人感到悲哀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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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带有派系之争的观点则认为,“蓝鹰”是一种不伦不类、两边不讨好的东西。一方面,自由竞争没有分散绝对权力,另一面,它想当然地把效率寄托于国家整体的发展上。NRA的良好口碑要归因于1937年对歧视性贸易惯例的《罗宾逊—帕特曼法案》的抑制,以及1935~1938年年间通过的一系列于保护劳工利益的法律。但有些时候,它的官僚主义作风让很多美国人甚为反感。



这边,围绕着NRA的争论愈演愈烈,另一边,关于是“计划经济”与“粗犷的个人主义”的争论已悄然地扩大到全国。这场争论反反复复地贯穿着整个新政时期。新闻媒体纷纷把批评的矛头对准罗斯福的政策,这种敌意要追溯到关于新闻出版行业法规的那次激烈争论。NRA官员要禁止雇佣卖报的童工,媒体业主对此强烈不满。尽管沃登·刘易斯·E.劳斯论证说,纽约州星星监狱的每10个囚犯中就有7个人童年卖过报纸,但有些出版商依旧不厌其烦地解释,“赤脚报童”是自立自强的神圣标志。另外,NRA在雇工的工时、工资和公平竞争的提议,也让美国报纸出版商协会大为恼火。1933年末,这个协会提交了一部既没有规定行业最低工资,也没有减少工时的法规,并声称,如果迫于压力接受更为严苛的法规,只会妨碍出版自由和公民履行义务。最后,在1934年2月,各方签署了一部所有人都不满意的妥协协议。



蓝鹰下劳资双方集体谈判的另一个衍生物——“美国报业协会”,是在1932年12月组成的,成员是一群对1929~1933年年间薪水锐减和失业大潮记忆犹新的新闻记者。这是同类协会中第一个全国性的组织,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具有煽动力的、好战的专栏作家海伍德·布朗的领导才能,不到10年的时间,这个组织就吸纳了2万多的成员。虽然它成功地帮助新闻记者提高了原本微薄的薪水,并没有让记者得到真正意义上的契约保障。与此同时,出版商则在旁边哀叹“出版业中自立自强精神的缺失,传统而浪漫的个人主义的衰落”,把这一切归为新政的多管闲事。



除了这些争论点外,将大型报业公司等于于其他形式的企业,往往使社论更偏于保守主义,早在NRA成立前就出现了这种倾向。曾在1932年支持罗斯福的威廉·伦道夫·赫斯特,就加入了反对政府的队伍,与罗斯福的死对头——《芝加哥论坛报》的罗伯特·R.麦卡密克和纽约州北部报业巨头弗兰克·K.甘尼特站到了一起。令人倍感荒谬的是,罗斯福遭到新闻媒体的大本营——华盛顿的集体反对,但他本人却在通讯记者当中赢得了空前的声望。在他第二次竞选总统时,虽然2/3的报纸对他的候选人资格持反对意见,然而,除了最痛恨他的顽固分子外,反对他的报刊杂志一般都能更公正客观地报道华盛顿的消息,而不是像1800年反对杰斐逊,或是1860年反林肯那样狭隘。



银行危机好转,总统和民众的感情蜜月期结束后,NRA渐渐让商界的支持者大失所望,高收入的群体中逐渐对罗斯福产生了敌意。1934年3月31日,《吉普林格》杂志对客户所做的民意调查显示,1933年的焦躁不安和发展滞缓工业的,在1934年迅速转变为“公开的对华盛顿的愤怒”,主要原因在于“NRA和AAA(农业调整法)之间的混乱和矛盾”、《股票交易法》、劳工政策,还有莫名的恐惧。



1934年8月,一个由百万富翁所组成的执行委员会,组织成立了美国自由联盟,旨在反对“变幻莫测的官僚机构”和“专制权力的暴政”。他们把更多的愤怒和憎恨发泄到罗斯福身上,把他看成是“本阶级的叛变者”,是重大威胁者。1936年9月的《纽约客》(The New York)刊登了彼得·阿诺最著名的漫画:派克街上一群人,穿着晚礼服和丧服去看电影,他们冲着街旁人们喊着:“走吧,一起去!我们去电影院嘘罗斯福!”



联邦管制的范围越来越大,远远超出了NRA的权限,这让很多人惶恐不能安。1933年的《紧急运输法案》中,国会通过了设立临时运输协管员的提议,并授予了州际商务委员会(ICC)更多权力,这大大削弱了原本就没有多少权力的铁路公司的管辖权。1935年,ICC通过了提议,让公共承运商和契约承运商控制了汽车运输,目的是确保交通安全、服务质量和价格公平。1938年,管制空中交通的民用航空局成立。1940年,全国性的运输法案通过,政策指向所有陆运和水运的承运商。同时,国会授权ICC降低农产品出口的运费,打击不公平的或破坏性的恶性竞争,承诺公平、不偏不倚的管制,切实帮助贫苦农民。



鉴于民营信用机构的疲软无力和懦弱,新政扩大了RFC的业务范围和贷款权限,使它更能服务于大多数企业和个人,更多地担负起信贷流通的责任。这一措施受到了工商界的追捧,但也让一些人忧心忡忡——因为政府正在获得民营企业资产的抵押权。在新政的干预下,联邦储备体系逐渐转变为更有效的、信贷扩张或紧缩的弹?机制,它可以通过购买有价证券的保证金,控制经纪人贷款的信贷规模。此外,新政还创立了联邦农业抵押公司和业主贷款公司,目的是帮助债务缠身的农民和贫穷的房主。同时,它还创立了进出口银行,不仅帮助了发货人,也帮助了需要贷款购买其商品的外国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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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邦政府控制跨州企业的几股绳一年一年地加固。1935年的《公共事业法》,不仅试图保护中小投资者免遭控股公司的盘剥迫害,还想通过联邦电力委员会对价格和财务的审查,以保护消费者和公共利益。很多电力企业,如西南部的胡佛水坝、蒙大拿州的佩克堡水坝、西北太平洋的博纳维尔和大深谷水坝以及加利福尼亚的中央谷工程,实际都由政府经营管理。在田纳西流域管理局辖内,政府尝试了更多的民营企业力所不能及的事情,例如创造就业机会、保障就业安全和健康,大体上改善了整个地区的生活水平和价值体系。



可以发现,不论在救济和住宅计划上,还是经济领域,政府与民营企业之间都存在着本质的区别。公共福利是政府的驱动力源泉,利润则是民营企业的动力。政府社会服务观念中的决定性因素取决于百姓需要什么,而不是他们能买得起什么。政府不再是以手头的现金或是最终利润的计算来满足民众的需求,相反,是代之以新的方式——通过分摊给纳税人的方式来支付消费账单。国家充当了供应人的角色,锻炼着它的筹款和收税的能力。在新政的措施下,政府逐渐成了全国企业中不可匹敌的龙头老大。



1934年,新政的第一笔专门预算,就使得联邦支出比前一年增长了20亿美元,3/5的拨款用在“复兴和救济”上。虽然税收有所增加,但1936年国债仍是达到了300亿美元,1940年更是高达430亿美元。一位在各地进行采访的记者发现,大多数接受救济的人对国债持肯定态度,年轻人也是如此。一些权威人士,包括专业经济学家坚信,人们不用过分担心国债,因为全体国民会为此买单。而持反对意见的批评者则指控,钱浪费在了“疯狂的试验”上,不合理的税收干扰了商业的发展。他们甚至认为,这样的税收纯粹就是为了让消费者花高价买东西,把经济压力转嫁到个人身上。这种过高的价格导致了低消费,进而导致了失业,形成了全国范围内的恶性循环。



正是带着这样的抱怨,美国制造商协会指责联邦政府滥用权力,不论在提高的遗产税、赠予税和个人所得税上,还是开征累进制企业所得税方面的方法。1936年出台的《税收法案》,被批评者称之为“虐待性的压力”,该法案设立了一项“未分配利润税”。如果没有储备金,没有哀嚎的经理,进一步的计划是不能实现的。终于在1939年,他们的呐喊得到了下一届国会的同情,这项税收被终止。新政的支持者辩称,这些税收都是建立在有支付能力的基础之上的,而那些猖狂的参与者更是大胆放言,税收不仅仅是获得收入,更要用来重新分配财富。在华盛顿的带动下,很多州和富裕城市加入到征税和消费的行列中,这使政府开支,包括联邦、州和地方的开支,由1929年的110亿美元增到了1938年的170亿美元。没有谁能抗拒联邦资金的强烈诱惑,新建的校舍、医院、公园、运动场、下水道系统以及公路都是在联邦的援助下完成的。同时,它也减轻了地方的失业重负。就各州的情况而言,增加了对其边境外的商品征收的“保护性关税”,累进所得税也在继续发展,到了20世纪30年代末,2/3的州都推行了这一税种。虽然它的份额远远低于联邦税收收入,但在1939年,至少带来了3亿多美元的收入。



最重要的革新是营业税。1921年,西弗吉尼亚州第一次引入了这一税种,但一直没有追随者,后来在1930~1935年年间,前后有21个州推行了这一税种。每年纽约市的营业税大约会带来近6,000万美元的税收收入。但这些税对穷人来说,无疑是泰山压顶。粗略估算,一个年收入为1,000美元的劳动者,几乎要花费年收入的61%来购买征收营业税的商品,而一个百万富翁购买同样的商品仅仅需要其年收入的1%。作为一项联邦的新政策,这一税种受到了商会和广大银行家的青睐和欢迎,但却没有得到罗斯福的认可,国会也对它不置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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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禁止酒令的废除,各州恢复了一个丰厚的收入来源。联邦政府和缺少资金的州政府联合对酒精材料征收高额税收,极大地提高了合法商品的价格,导致了相当多的私酒交易在暗处进行。不论是公众意见,还是联邦法律,都支持专卖店、药店和杂货铺的瓶装酒销售,认为酒吧和酒馆的传统惯例是非法的。酒开始成了鸡尾酒会、露天花园啤酒店、夜总会和酒馆的座上宾。女性也开始出入这些地方,给美国人的饮酒习惯带了明显的改变。



从联邦禁酒到州管制的转变,喝酒不再是那么疯狂的事了,对健康的威胁也有所减弱。但在工人阶级当中,在那些不喜欢偷偷摸摸的人当中,喝酒的人肯定是有增无减。不管怎样,美国人很喜欢这种变化。1937年末,《财富》杂志的一次民意调查显示,只有1/7的男人和1/3的女人赞成恢复禁酒令。



在福利立法方面,各州也有了一些新的进展。20世纪初,各州都对工人意外伤害赔偿给予了很大的关注和法律支持。到了20世纪40年代,在新政的影响和刺激下,这些法律得到进一步的加强。仅1937年,就有38个州的立法机关修订和拓宽了法律,增加了意外伤害和死亡的抚恤金,缩短了抚恤金发放时间,扩大了覆盖面,延伸了职业病的定义,对住院、看护、牙科、修复手术和康复都做了重新规定,工薪税开始成为社会保障体系筹集资金的一种形式。



联邦权力机构的权限不断扩大,这不仅引起了保守派极端分子的不满,也让激进派的极端分子深感不安。总统依旧保持他的中立略保守倾向,他认识到了中间立场的必要性,试图调和世界范围和国内经济不满的风向。在新政立法终于稳稳当当地完成后,在一次“炉边谈话”中,罗斯福谈到:



与世界上大部分地区不同的是,在美国,我们坚持个人奋斗和追求利益的信念。但我们也认识到,必须依靠科技进步、个人的积极性、每个普通人的机会、公平的价格、合理的工资和持续的就业等一系列改良实践,才能确保利益的持续。



总统面临着相当棘手的任务,既要协调好传统技艺与社会进步,又要在重压下起草极其复杂的国家复兴计划,保持复兴与改革之间的平衡。单就给经济水泵注水,藉以商业和金融的管道而使经济之水源源不断地流淌而言,就会让人殚精竭虑,这与在改革派的狂热浪潮中完全无视复兴一样困难。



1934年,罗斯福对社会计划者委员会说:“我们最重要的任务是,尽快让经济体系运转起来,增强人们的整体安全感。我深信,抱着带给每个人更多安全感的目的去做事,客观上可以刺激经济的复兴。”这是他最初内心盘算的两个目标。只不过在现阶段,复兴迫在眉睫,摆在了面前。



NRA的垮台让总统烦恼不已,自由联盟对他的人身攻击,也让他陷入尴尬之中。他的政敌们迅速捕捉这一时机,目的是借此角逐1936年的竞选 。民主党也在下最后的赌注,试图将人们的视线从总统的糟糕表现上移开。1935年是新政急剧转向改革的枢纽,就像罗斯福相信复兴已经成为必然一样。不管是出于何种理由,1935年通过的一系列法律,比以往任何一年的都要多,包括《国家劳工关系法》、《社会保障法》、《财产税法案》和《公共事业法》。这一年还通过了有史以来最慷慨的救济计划——“公共事业振兴署”(W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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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数百万民众来说,WPA很快就成了朋友、供应者和雇主的人性化的标签。北卡罗来纳州的一位佃农,和家人寒酸地挤在只有一个房间的加油站里,但他却说:“每当听到《星条旗永不落》的时候,我都由衷地为祖国感到自豪,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有如此的远见,可以设立WPA和所有机构。”WPA本身给了人们适度的尊重,它不意味着嗟来之食,也不是不劳而获。很多失业男子的妻子快乐而自豪地说:“我们不再接受救济了,我丈夫在为政府工作。”



跟州政府的FERA不同,WPA给低收入群体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带来了明显的改善,在被雇佣者与政府间建立了一种友好的关系。而且,它很快意识到,在公平和效率上,地方政府都比联邦权力机构略逊一筹。尽管这一计划也有着无法回避的缺点,但它却极大地鼓舞了人们的士气,正如WPA官员所宣扬的目标:“让人们昂起头颅,挺起胸膛,不再无所事事。”1939年,由WPA筹建的纽约世博会大楼上,镌刻着这样的话:“工作是美国对那些无所事事的人需求的最好回馈。”



1935年夏天出现的WPA,标志着工作救济与直接救济的分离,如同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各州和地方当局负责直接救济。1939~1940年年间,大约有3/4的直接救济款来自各州的基金。这一时期,平均每个家庭每月的救济津贴为25美元,在阿肯色和密西西比等州甚至只有3美元~5美元。在受益的200万人当中,多数不如在旧的FERA体制下过得好。然而,有能力的人可以让自己过得舒服些。在WPA的帮助下,他们每周的工作时间很少超过40小时,平均月工资可以拿到50美元~60美元。在哈里·L.霍普金斯的管理下,WPA的大部分经费用在了支付工资上,而大多数生产资料和工具则由地方税收支撑的公共团体提供,这个份额约占总成本的1/4。那些没有能力提供更多生产资料和工具的州,其富裕程度远远低于境况好的州,它们甚至无法维持学校、游泳池和运动场的正常运作,也提供不了薪水微薄的工作岗位。到了1941年1月,财政部花了大约100亿美元,WPA在这些年里为800万人,相当于全国总工人的1/5提供了工作岗位,共养活了大约2,500万~3,000万人。



从一开始,WPA就更多地关注自由企业和公民决议所忽略或推迟的计划。随后,它交出了一打让人满意的成绩单:纽约市造价4,000万美元的北滩机场,以及全国各地将近600个大小不一的机场,超过50万英里的公路和街道,数十座桥梁和高架桥。它修复重建了11万所公共图书馆、中小学、礼堂、医院、法院及其他公共建筑,建造了50万个排污设施和100多万个新厕所,极大地改善了公共卫生条件。在南方,WPA的革新让人直接受益的是伤寒死亡病例的骤减。不论是1937年泛滥的洪灾,还是1938年的飓风,WPA都迅速、及时地展开了救灾工作。



同样值得关注的是,到了1941年1月,WPA扶助了1,460家托儿所,提供了将近60亿份学校午餐,为贫困儿童和成人缝制了3亿多件衣服。WPA的女雇员大部分是缝纫工人,高峰期大约有30万~40万人。这一时期,WPA为小学和公共图书馆新添置了将近8,000万册的图书。就连最严厉的批评者也承认,WPA为美国社区中的便利、卫生和教育作出了不可抹煞的贡献。此外,WPA不论种族、肤色和宗教信仰的平等就业观念,也为后来的民主传播打下了很好的伏笔。



随便看一下两周的活动记录,我们就可以看到WPA对不同地区日常生活所造成的巨大影响:1940年1月的2周内,有125万人参加了职业培训、艺术、保健及其他类似的活动;17,000人完成了天花、白喉及其他疾病的免疫接种;25万人接受了内科和牙科的检查和治疗;约有100多万人聆听了2,500场免费音乐会。



最初,普通社区都热烈欢迎WPA,将它看作是一笔十分划算的交易。似乎在它的普照下,经历财政赤字和贫困交织的市政会迎来新的春暖花开。就像米德尔顿出版社的一篇评论文章所言:“本地纳税人只需支付不到一半的费用,就可以拥有新的桥梁、公园、会议厅和公共高尔夫球场。”这的确是一种无法抗拒的诱惑,人们近乎天真地把山姆大叔看成了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钱袋子,甚至不用百姓自掏腰包的慈善巨头。但是,随着局势的发展,他们渴望着资金早日到位,又担心滋生腐败、游手好闲的人增多,以及权力的衰落。渴望与担忧相互纠缠,深深地困扰着普通百姓。



WPA的整个计划也因为无法避免的寄生虫而遭到了批评。在1937~1938年的不景气期间,WPA购买了价值1,500万美元的衣物,一是提升企业效益,二是为了分发给失业者。然而,报告却显示,很多没有救济资格的人也领到了免费工装裤、衬衫、被褥及其他生活用品。



同其他政府机构一样,WPA也被人们讽刺为慈善作秀。对WPA与利益之间紧密相关的逻辑上,WPA的高层时刻保持着警惕,保持着清白的记录。但是,地方雇员却没有将这一原则贯彻到底。1938年的选举中,在宾夕法尼亚、肯塔基和田纳西等州的一些活动中,WPA工作人员的行为招致了很多负面的关注。于是,在1939年7月,国会通过了《哈奇法案》,旨在约束联邦政府任命的官员从事“不良的政治活动”。



相较于WPA和PWA的刺激机制,私人企业却步履迟缓。尽管联邦的建筑费用从1925~1929年年间的1.88亿美元跃升到了1933~1938年年间的16. 3亿美元,但这期间私人企业的建筑量却不及大萧条前的一半。全国资源计划委员会资助的一项翔实的研究得出结论:联邦公共工程对国民收入和商业活动总量的资助效果微乎其微,让人大失所望。刺激机制的最明显的后果,像新政批评者所说的:让新政支持者得以安慰的,仅仅是鼓舞了雇员的信心而已。



诚然,公共工程计划并非十全十美。与广大民众一样,行政部门也不愿意承认救济已经成了国家的长期问题。计划中的很多缓兵之计,以及它的关于联邦义务的模棱两可的定义,都是这种乐观主义的延伸。事后看来,铺张浪费、能够灵活应对紧急救济的WPA,应该出现在花钱谨慎、把联邦政府与私营企业捆绑在一起的PWA之前。然而事实上,却是本末倒置了。



新政的理念在1936年的竞选中更为引人注意。行政部门活动的形式、规模和多样性,似乎更容易成为反对者攻击的靶子。山姆大叔不停地为众多活动融资,包括:商品的购买和销售,航运和铁路的运作,通货管制和调控价格,生产和销售电力,销毁和储藏农产品,教农民如何耕田种地,监管学校学生的饮食,沼泽湿地治理,买卖不动产,资助文学、戏剧、民间舞蹈和艺术等等。这一切活动也使得财政赤字的圆圈不断地扩大。反对派把批评的矛头转向了新政的家长式作风、它的集权和垄断,以及“幻想主义政府”的倾向。在政府充当监管者的体制下,总会潜伏着种种危险:新政所赞颂的“公共利益”,实际上会变成某个集团的利益,要么是实业家、银行家或退伍老兵的利益,要么是农民、劳工或者一大堆无所事事人的利益。



米德尔顿出版社的编辑重新诠释了那句古老的格言:“无论是谁,只要他愿意任劳任怨、勤劳节俭,不浪费分分秒秒,他就可以登上顶峰。这就是美国的方式,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复兴的气息慢慢袭来,很多年老的美国人本能地、自然地转向了自力更生。他们说,从来就没有“每周工作40个小时”的人能够登上顶峰。1936年出版于的戴尔·卡耐基的《如何赢得朋友、影响他人》(How to Win Friends and Influnce People)一书,注定要成为长盛不衰的畅销书,总共卖出了300万册。这一年,出现了很多由美国制造商协会资助的一系列电影短片,它们批驳各种“主义”,批评把资金浪费在琐碎的事情上,拒绝提升《宪法》的威信,否认机器消灭的工作岗位比它创造的就业岗位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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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克里夫兰市举行的会议上,参议员阿瑟·H.范登鲍勃的发言让共和党领袖们里发现了他们团结的纽带:“我只属于个集团,那个集团只有一句口号——阻止罗斯福。”然而,共和党的这一政纲也暴露出了对新政理念做出的让步。虽然共和党把“人民的活力、自立和品格”看作是经济安全的保障,但他们也承认,社会有责任“为被迫失业者、老年人提供保护,以保障他们的生活”,并要求联邦政府为各州养老金和配套资金制订具体的标准。



此外,尽管公共工程与救济、政治与救济已经是泾渭分明的状态,但“为贫困者提供生活必需品”是必须的,非政治性的地方机构承担了救济的主要责任。共和党在其政治纲领中建议,为水土保持提供津贴,提供充裕的贷款,对非生产性土地退耕还田,鼓励合作营销。此外,要允许劳工在没有任何外来阻力的干涉下可以集体谈判。虽然最高法院以破坏工人与雇主之间的“契约自由”为由,宣布纽约为妇女制订的最低工资无效,貌似堵死了各州权力的大门。但是共和党却支持各州采取措施,宣布雇佣童工和血汗工厂为非法行为,以保护妇女和儿童不受经济剥削。它的总统候选人阿尔弗雷德·M.兰登性情太过温和,缺乏自信,没有鲜明的个性和决策力,但他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来备战,尽量不让对手赢得一边倒的绝对性胜利。



另一边,民主党人则把新政作为他们竞选1936年总统的基本政纲。费城大会上民主党代表全体起立,以雷鸣般的欢呼声再次提名罗斯福,然后静坐聆听候选人演讲,罗斯福滔滔不绝,扔出一句带有挑衅意味的话:“共和党人是经济上的保皇党人。”竞选活动中,他似乎更受“老山胡桃”①影响,而非杰斐逊的庇护。



这是一场人民与金钱利益集团之间的较量。在选举当天,罗斯福佩戴了杰克逊那根粗重的金表链以求好运。他最富有战斗性的一场演说献给了麦迪逊广场花园。在那里,他先是回忆了“股市疯狂的9年,还有排在长长救济队伍中等待的漫长3年。那是沉浸在海市蜃楼中的狂热与癫狂的9年,和悲观绝望的漫长3年。”他接着说道:“今天,我们尽全力,用强大影响力去恢复这样的一种政府,我们的信条是:最中立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共和党人的反对也让他兴致勃勃:



纵观国家的全部历史,从未有过哪些势力像今天的他们那样,如此团结一致地联合起来反对一位总统候选人。他们步调一致地反对我,我感谢他们的仇恨。



我想这样总结我的第一届政府:在这届政府中,自私和集权的力量遭遇了劲敌。我想这样畅想我的第二届政府:在这届政府中,这些力量遇到了他们的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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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篇揭露选举经费的分析大选的文章,为这番话作了很好的注解。在这次竞选中,共和党人花费了近900万美元,而民主党人仅花费了525万美元。1928年和1932年,银行家都是民主党竞选经费的最大捐助者。而在1936年,他们纷纷倒戈,投资公司的老板、钢铁和化学品产业巨头、连锁店和邮购公司的执行官,以及像出版家赫斯特和石油商J.霍华德·彼尤这样的富人,全都慷慨解囊,将资金送进共和党人的保险柜。另一边,电影制片人、剧院老板、酒和烟草利益集团的代表,以及专业人士和劳工组织的很多成员,则把钱塞进民主党人的腰包。即使不种庄稼也能得到报酬的农民坚定地站在民主党一边,数百万等待救济的人,也奉献着他们对总统的爱,以及手中的选票。



最后,罗斯福以将近61%的普选票赢得连任。这样的胜利,是现代美国的任何一位总统都无法企及的。1932年,罗斯福只不过得到了57%的普选票,而这次竞选所吸引到的选民比1932年的选举多出了将近600万,民主党人席卷了46个州。在罗斯福的所有死对头中,最不服气的当属赫斯特。在竞选结束几天后,他才万分不情愿地承认,美国历史上除了杰克逊之外,还没有哪个总统能取得“绝对压倒性的吸引力和绝对压倒性的胜利”。



在大众高昂的情绪中,总统打算迫使他的死对头——最高法院听命于他,俯首称臣。1935年初开始,最高法院就毫不手软地打击新政:不论是NRA、《农业调整法案》、《弗雷泽—莱姆基农业抵押延期还贷法案》、试图改善烟煤矿劳动条件的《加菲施纳德法》,还是像为雇员发放养老金的《铁路退休法》都被它一一否决。大法官哈莱·F.斯通、路易斯·D.布莱德斯和本杰明·N.卡多罗常常自认为是自由主义异议少数派,有时候首席大法官查尔斯·E.休斯也会加入这个行列。另外的5位大法官似乎都是不可救药的、顽固的保守派。这一时期的畅销书,爱德华·S.凯文教授所著的《最高法院的黄昏》(The Twilight of the Supreme Court,1934)就毫不留情地指出:法官是社会进步的最大绊脚石。



对此,罗斯福总统也持相同的看法。1937年2月,当时最高法院6位70多岁的大法官中,只有布兰德斯是个坚定不移的自由主义者。于是,罗斯福提议重组整个联邦法官席,并声称,老态龙钟、步履蹒跚往往会妨碍商业的发展。对于每一位年届7旬仍未退休的大法官,他建议应该额外再任命一位大法官,直到最高法院的成员达到15名为止。



这个提议引发了一场强烈的骚动,立法机关的书信、电报和愤怒的抗议如潮水般涌向国会。与此同时,一大堆“保护我们的自由委员会”、“为了美国协会”之类的组织也如雨水春笋般,一夜间冒了出来。那些憎恨罗斯福的人,反对提议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很多中立的人也加入了反对者的行列,他们发自肺腑地担忧:宪政理想正受到个人专制的威胁。在大多数人眼里,总统的策略看起来轻率而欠缺考虑,又遮遮掩掩,这使得保护“九老帮”的集团力量又重新集结起来。1937年4月,盖洛普的民意调查显示,在面对“你是否支持修正宪法,要求最高法院大法官在70岁~75岁之间退休?”的问题时,64%的受访者表示支持。但到了6月,在面对“国会该不该通过总统的最高法院改组计划?”这一问题时,反对者却以58%的多数扭转了局势。到了9月,一次民意调查则显示,有68%的人反对总统的“扩充最高法院之战”。



1937年春,最高法院自己动手拆掉了变革者的台,公开出面站出来面对质疑者,让更多人见识到了它的公平、公正和客观。大法官欧文·J.罗伯茨慢慢转向自由主义的一侧,首席大法官休斯也似乎越来越忠诚。关于《铁路劳工法案》和《弗雷泽—莱姆基农业抵押延期还贷法案》,最高法院表示支持此外,它还以5比4的票数通过了一系列法律,坚持了华盛顿州的《最低工资法》、《瓦格纳劳资关系法》以及《社会保障法》中关于失业保险税的规定。在大法官维利斯·范·戴温特辞职后,罗斯福迅速提名他所任命的第一位大法官、参议员雨果·L.布莱克作为继任者,这确保了新政在最高法院的战役中取得较大的胜利。



1937年8月,参议院否决了总统关于最高法院的改革提议。虽然总统未能完全如愿,但他仍达到了他的目的。”后来回忆这段故事时,罗斯福称之为“赢得了一次战争的一场败仗”。1938年的一份裁决似乎更能说明最高法院对联邦政府活动范围的新态度。这份裁决主张,PWA有权提供资金给地方建设,用于与私人机构竞争的配电线路上。罗斯福的改革之路最大的障碍,就这样被清除了。后来,新政的很多改革都得到了最高法院的肯定和赞誉。